教育救國，知識分子抗戰之路

　　——南開抗戰教材《東北地理教本》重現始末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

　　1927年，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時任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帶領師生在中國東北考察，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吶喊。

　　4年之后，這句話被寫進南開學校的教材——《東北地理教本》中，警示國人日本覬覦東北的野心。

　　在“九·一八”的炮火聲中，這部飽含愛國主義思想的《東北地理教本》來到了課堂，開始它教育救國的使命。它激發著學界的抗日熱情，為南開師生乃至天津人民轟轟烈烈的愛國救亡運動吹響號角。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二十多天，日本軍隊轟炸了南開學校。

　　被炸當日，張伯苓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校長的激勵一直指引著南開師生抗戰救國，但這一教本卻在硝煙中顛沛流離，鮮有人知。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8月31日，光明日報與南開大學、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共同召開了一個特殊的學術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驚訝于南開《東北地理教本》蒙塵87年后被重新發現，并對這一教本的歷史和當代的價值給予了極高評價，一致認為是反映當時教育工作者救國行為的一本難得的好教材。

　　戰火中“失傳”的教科書

　　2015年9月9日下午3時，天津南開區鞍山西道，93歲的傅佑同坐在家中端詳著嶄新的《東北地理教本》重印版。

　　他是原版教本主編傅恩齡先生的兒子。

　　1937年，傅佑同從南開小學畢業，報考了南開中學。“南開中學在7月初就揭新生榜了，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老人泛起微笑。

　　然而，那個漫長假期里發生的桑田變換，讓他的求學生涯從此與此書無緣。

①被炸后的木齋圖書館廢墟。

　　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天津淪陷。7月28日深夜至29日，日軍飛機、大炮對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進行轟炸；30日下午，日軍闖入校園縱火。南開學校化為焦土，一時間，“盡在煙火之中，煙頭十余處，紅黑相接，黑白相間，煙云蔽天”。

　　本應在初中時學習《東北地理教本》的傅佑同，從此與這部教材擦肩而過。這一錯過，幾乎就是一輩子。

　　如今，老人對當年的地理教本已經沒有太深的印象。在他的記憶中，1937年這個教本“失傳”的年份，只有不停地奔波、轉移、逃難。

　　“我們從天津家里轉移到法租界，經過香港到達越南，從越南進入昆明，父親留在這里參加西南聯大的教學，而我在1938年到了重慶，在重慶南開學校讀中學。”

　　這條路線，也正是教本“逃難轉移”的路線。

②被炸后的南開大學秀山堂殘跡。 照片均由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提供

　　南開人早在“七七”事變之前就已將珍貴的文獻資料轉移到大后方。雖然有部分書籍在路途中遺失，但這部讓日本人憎恨的《東北地理教本》卻和多數書籍一起幸運地到達了重慶，并在1946年回到天津。

　　放下書本，傅佑同拿起女兒的手機，翻看著父親生前的照片。

　　“這是他留日回來時照的，新西裝也是那時在日本定做的。”

　　手機屏幕里，翻拍的照片已經泛黃，但當年的傅恩齡先生神采奕奕。傅恩齡曾留學于日本慶應大學，專攻經濟地理專業，回國后在南開中學任教。

　　尋找南開被轟炸的根源

　　尋找這本書，當從一個問題講起——“南開緣何被日軍轟炸？”

　　有人說，這是因為南開師生的一系列愛國抗日運動激怒了日寇。

　　但是，當時舉行學生運動的不是只有南開一校，日本為何專門針對南開進行轟炸，痛下狠手？日本對南開的仇恨從何說起？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把南開的抗戰歷史研究推向縱深，全國政協委員、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理事長、張伯苓嫡孫張元龍向研究會成員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一定要找到這本書！”

　　“著名國際記者愛潑斯坦記錄，曾有日本軍官說，轟炸南開是他們20多年的愿望。”張元龍說，“找這部書，是因為它也許和南開被炸的根源有關。”

　　“南開中學書庫，天津的檔案館、圖書館都找遍了，沒有找到。只剩南開大學圖書館古籍書庫了。這里如果沒有，就真的很難找到了。”李溥擔心這部書的下落。

　　李溥是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的副秘書長，曾在南開中學工作多年，長期從事南開歷史資料的收集工作。

　　幾天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王昊的電話讓李溥幾乎跳了起來，王昊說：“有這本書！我曾在書庫里看到過。”

　　研究會迅速聯系南開大學圖書館，在這里他們最終找到了教本。

　　李溥用顫抖的手翻開這本已發黃的書時，幾十萬字的教材內容映入眼簾，他明白了日軍憎恨南開的原因——“是它，直指日本侵華野心！是教育抗戰引發的思想覺醒激起了日本人的敵視！”

　　一本教科書昭示民族危機

　　20世紀20年代，日本的殖民勢力已經侵入中國東北。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1929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日本為轉嫁危機，一場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蓄勢待發。

　　1927年8月，時年51歲的張伯苓到達大連，親眼看到日本在東北各個領域的滲透，看到“外人公私研究機關之林立，設備之完善，經費之雄厚，調查之周詳”。

　　然而，如教本所說，“吾人對于日俄國內情形，及中日中俄邊疆狀況，熟悉或專門研究者，究有幾人？即以東北內地情形而論，吾人對東北的山川、道路、物產、風俗、政治、經濟、社會情形的調查，熟習或專門研究者，又有幾人？”

　　難道，當時對東北情形最為熟悉的，是日本人嗎？

　　1927年，南開中學大禮堂，“滿蒙研究會”成立(1928年10月改名“東北研究會”)。從此，這個專門研究東北問題的機構，開始大規模搜集資料，“用科學的方法，以解決中國之問題”，用實在的學術報告和調查資料，昭告民族危機到來，喚醒國人奮起抗日。

　　研究會由張伯苓領銜，傅恩齡為總干事，主要吸收在校東北學生及其他熱心東北問題的學生入會。下設視察部和研究部，視察部主要通過調查等方法，了解日本國情及其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情況；研究部主要搜集整理資料，分門別類進行研究。

　　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秘書長羅世龍介紹，在張伯苓的組織帶領下，東北研究會從1927年到1929年間先后4次到東北進行大規模調研，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資料，發表了大量調查報告和論文，最終編寫出《東北地理教本》。

　　“如果說東北即將遭遇一場大火，那么南開人就是最先發現火情并開始大聲疾呼的人。”張元龍說道，“當今中國依然需要有這么一批人，在國家經濟社會穩步前進之時，仍保持憂患意識。”

　　愛國愛群之功德 服務社會之能力

　　南開學校地處天津，又是私立學校，經費并不寬裕，可為何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擔著惹怒日本人的風險去東北搞研究？

　　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救國，一直是南開辦學思想的核心。

　　1898年，張伯苓在威海衛親歷“國幟三易”之恥，深感“自強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那一年，張伯苓結識倡導新學的嚴修，開啟了辦學之路。

　　培養兼具“愛國愛群之功德”與“服務社會之能力”的人才始終是南開的目標。

　　“中國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這是1931年南開師生迫切想要回答的問題。那年暑假，張伯苓委派傅恩齡領隊，組織40名南開中學學生，乘坐東北海軍最大的軍艦“海圻號”，到煙臺、劉公島、威海衛等14個港口實地調查。

　　大連星個浦公園中矗立的日本人銅像、秦皇島港口停靠的帝國主義艦艇、石島上高大的教堂和外國廣告……

　　一場生動的參觀調查，將中國既無國防力、也無海防權的狀況擺在學生面前，無孔不入的帝國主義侵略成為學生心中沉重的一道疤；一場實地的愛國主義教育課，使學生們開始清醒，開始思考國家興衰，關切民族危亡。

　　1931年，南開經濟學人在天津《大公報》上創辦“經濟周刊”，研究解決中國經濟問題，關于日本對華經濟掠奪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實質，是“使中國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給其工業及軍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銷其工業的生產品”；1934年在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術支持下，天津愛國實業家趙雁秋創辦了利中制酸廠，打破了日企對華北市場的壟斷。南開教師在堅持為國育才的同時，以自己的學術專長實現著報國救國之志。

　　抗戰勝利后，在被立案懲處的漢奸之中，沒有一個是戰前南開學校的畢業生，曾獲“抗戰勝利獎章”的張伯苓聽到這一消息后說：“這比接受任何勛章都讓我高興。”

　　“南開教師的人文關懷將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傳遞給戰亂中的學生，‘教育救國’的辦學思想使得南開知識分子能夠跳出講堂、立足國家、關切東北，締造出這樣一部滲透著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現任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說，“愛國主義不是簡單的口號和說教，而是滲透在我們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了解之中，從而激發出來的這種感情和責任心，這是我們今天教育要向當年的教育理念學習的。”

　　教育救國的火種剛播下，便成燎原之勢

　　“愛國可以出手熱情，救國必須依靠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在服務時期，必須突切實行救國志愿。有愛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后始可實現愛國之宏愿。”張伯苓曾在《40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中這樣說。

　　“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南開學校迅速組織募捐，慰勞長城抗戰將士。之后多次對抗戰軍隊進行募捐、支援。

　　1934年，在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上，南開啦啦隊揮動旗幟，在全場觀眾和日本領事面前高喊“毋忘國恥”“勿忘東北”，全場沸騰。

　　1935年，日本制造“華北事變”，企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南開師生響應北平學聯的號召，參與到“一二·九”運動的大潮中。同時，南開學生先后兩次“南下請愿”，希望政府積極抗日，沿途散發傳單，宣傳抗日救國。

　　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抗戰前線也英雄涌現。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

　　南開中學1928年優秀畢業生沈崇誨，當時在空軍第二大隊第九中隊任分隊長，在戰斗中駕機猛撲日軍旗艦“出云號”，壯烈殉國，犧牲時年僅26歲。

　　張伯苓的四子張錫祜，任空軍第八大隊第三十中隊隊員，所駕飛機在執行任務中失事殉國，犧牲時27歲。在他犧牲前幾個月寫給父親的家書中，曾說“陣中無勇非孝也”。

　　據不完全統計，僅南開中學先后就有28名校友為國捐軀。

　　正如教育家黃炎培在上海《大公報》中所言：“盡你們的兇狠，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的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眾的愛國心理。”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東北地理教本》正是這段歷史的重要備忘錄。

　　86年前張伯苓校長曾說：“日人若不覺醒，仍持侵略主義，則中國對日感情終無恢復之望。”

　　今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講話，將日本侵略戰爭的重要理由說成是“對抗西方列強侵入亞洲”，企圖弱化日本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

　　“《東北地理教本》的發現使我們又增一份反駁安倍言論的重要史料！”張元龍說。

　　《東北地理教本》在第三章專論東北交通，對日本經營滿洲的核心——“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進行了詳細記錄。在第八章中深刻揭示了南滿鐵路“實系行使特殊的殖民政策，在東省必不可缺之機關……”的真實面目，揭示了日本在東北的布局。

　　《東北地理教本》作為東北歷史發展的資料庫，記錄了當時因地理邊界、歸屬地引發的國際糾紛，并對解決國際爭端提出建設性意見。“教本中許多評價性的觀點使我們更能夠對當時的歷史觀進行把握，并且對當今重新認識東北的地理狀況，處理國際爭端具有啟示意義。”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侯杰說，“教科書不同于普通歷史文獻，它使當時東北的地理、經濟、軍事、國際關系，成為一種公共知識，進入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和國家意識之中。”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已70年，中國人已恢復了平靜安寧的生活。而這場戰爭中一群知識分子的抗戰故事和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壯歌，卻因這部地理教本的發現，再次被人們回憶、訴說。

   連大學里有這樣的教科書日本人都能調查出來，可以看出日本人收集情報的能力是一流的，無孔不入。

   上面的照片是日本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