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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靈活用工”已經成為一種相當常見的工作方式。從滴滴司機、外賣騎手，到大公司的外包、小作坊的流水線工人，它已經深深嵌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但我們很少去討論，在人類的勞動史上，靈活用工到底是怎么出現的？在工業時代，勞動者和企業開始訂立了相對平等的契約關系，并逐漸形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八小時工作制、休假制度、保險制度。8 D- M {; x4 Q*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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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到來，信息技術和交通運輸的發展，靈活用工成為不可逆轉的方向。尤其是在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中國，靈活用工已經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體系和方法，這個過程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如果把目光望向未來，作為勞動者，我們要面對的會是什么？

我們在企業的具體調研中發現各有各的說法，你問企業靈活用工和靈活就業什么關系，他們給我們很生動的說法：政府比較關心就業，而我們關心用工；政府關心怎樣通過就業來解決民生問題，而我們關心的是怎么通過用工來降低我們的成本。

圖│靈活用工與靈活就業（來源：楊偉國等，《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

企業最關注的是：我把這個勞動者招過來，他/她跟我是什么關系？是勞務派遣還是正式簽合同？如果簽了勞動關系合同，就要繳納社保并承擔一系列責任，如果發生工傷、工亡企業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但是如果派遣的話，很多責任會被轉到第三方，但用工企業可能承擔連帶責任；如果外包，我就不用管了；如果他/她跟我都不是勞動關系，直接是勞務關系，那不用繳納任何保險，出任何事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的關系。所以企業關心的是用工。

但是企業會不會說就業呢？其實會說的。這是大企業喜歡干的事，尤其現在平臺企業，都會想自己有多大的就業帶動效應，因為這關系重大國計民生，牽涉到穩就業戰略。還有一些企業，很關心怎么通過就業套取補貼，這些大多是中小企業或一些第三方勞務公司。比如政府搞就業見習基地，他們把一波實習生搞過去，與之簽試用期勞動合同，達到了政府要求的30%簽勞動合同的目標，試用期過后就不與這些勞動者續簽，企業因此獲得很多補貼。

今天為什么談用工？恰恰是觀察勞動力者的就業狀態，背后有一只我們不太注意到的“資本之手”，它的一系列用工安排，會很大程度決定勞動者的處境。所以我覺得只有通過觀察用工的變化，才能理解就業的變化。或者很多時候，勞動者想要怎么就業，并不是勞動者說了算，現實中大量給你的都是沒有保障的就業，所以不是勞動者怎么想的，而是資本家怎么想的，很重要。

有一個時代并不完全取決于資本家怎么想的，也要看勞動者怎么想的。今天講的勞動關系，要簽合同，簽了以后要繳納五險一金，如果解雇還要給經濟補償，出了工傷應該負責任……等等非常復雜的一套雇主的責任和義務，來自于工業時代。

其實最先的生產（方式）不是工業的生產，它是發包的，商人雇主把原材料發到千家萬戶，再把這些以一個價格收回來，商人雇主通過卡住流通領域獲得利潤，但是不用對勞動者、小生產者負任何責任。什么時候產生這套勞動關系背后的責任和義務？其實是工業化大生產時代。

資本家擔心小生產者偷工減料，發出去收回來的過程太長，干脆集中在屋檐下集中生產，剛開始生產是由工頭負責，自己獨立招人、獨立組織生產，到后面了，資本家看著工頭覺得不順眼了，覺得工頭阻礙了效率，慢慢把企業的管理人員替換工頭，慢慢就發展出今天人事管理部門、財務部門等等各種各樣的部門。所以整個生產有一套非常穩定的協作關系。

這套穩定的協作關系帶來什么？首先，關系非常穩定，比如流水線，各崗位間每天緊密銜接，銜接不好的話流水線就亂了。但是穩定關系也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勞動者太集中，勞動者進行斗爭。像我們今天的8小時工作制，是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產物。最開始是每天工作時間十四五小時，工人階級斗爭的目標是10小時，斗了很久，到后面8小時，也引發很多大的事件。還有休假、勞動安全、社保等，其實社保最早來源于德國，就是為了應對風起云涌的勞工運動，通過社保來弱化斗爭。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整套的個體和集體勞動關系，其實都來源于這種集中化的穩定協作和工人階級的斗爭后國家干預的產物。最典型的是福特制，福特雇傭幾萬人，所有的環節它全都包，工人特別穩定，它想解雇工人，它說了不算，要問工會。

中國有特殊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國家恰恰是工人階級斗爭后對勞動者更上升、更高級的保護。發展市場經濟以后，勞動立法一定程度上參考了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經驗。所以中國的勞動關系保護也不例外，與人類工業化時期勞資斗爭形成的社會保護密切相關。

為什么會變化？原因很簡單，那個時代主要是生產短缺，所以福特這種企業，生產多少就賣多少。但是后面已經不是這樣了，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很多經濟體起來了，有福特就有豐田、本田等各種各樣大企業競爭，產品大家都能生產出來，能不能賣得出去還是問題呢。

還有消費也不一定，以前生產的福特T型車，今天大家看起來可能比較丑，但因為當時還有很多人沒有汽車開，所以并不在乎款式。今天有汽車開了，大家都挑了，所以生產什么樣的還不一定呢，人家喜歡不喜歡還不一定呢，所以這個是消費領域的變化。

再加上全球區域經濟的不平衡，很多國家還有大量吃不飽飯的民眾，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潛在的產業后備軍。上述情形的疊加讓資本家一想：“我不要那么傻，我不要跟工人建立這么穩定的關系，給他們那么好的保障。我要用一套非常靈活的方式，去全球各個地方調動勞動力。”

這時候還有兩個支撐性的要素發展了，一個是信息技術，一個是交通運輸。有學者分析說，交通運輸集裝箱的發展極大調動了全球的物流、便利了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運輸，所以全球化生產成為了可能。信息技術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舉沃爾瑪的例子，沃爾瑪一打碼，今天賣多少件衣服、哪件衣服賣得多、哪件衣服庫存少，立馬就知道了，立馬就下訂單了，所以消費端的東西立馬就反饋到生產端了，生產端也很靈活，工期太趕、生產不了就外包給別人，或者通過第三方、勞務市場趕緊招聘各種靈活、閑散的勞動力，所以立馬變得特別靈活了。

這時候出現了一整套用工關系的變化，以前是標準化的雇傭關系，甚至集體化的勞動關系，今天可以層層外包。蘋果可以外包給富士康，富士康還可以一層層外包。光外包還不行，一個大型代工企業在高峰期可能需要30萬人，低谷期可能只需要10萬人，所以他不會傻到跟所有勞動者都建立標準化的雇傭關系。他可能用派遣、外包、兼職、非全日制、學生工等。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承接人家的訂單，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用工只會更靈活。盡管如此，雇傭關系仍然是占主體地位的用工方式，無論是標準化雇傭，還是派遣、外包，本質上仍然保留了雇傭關系的形式，工人要維權，還是很有可能在既定的勞動法規標準內要求雇主承擔相應的責任的。

我們剛才講到，在全球化時代，數字化已經在起作用，就像沃爾瑪那樣，它已經在把消費端東西告訴生產端。到了今天這個數字化時代，這種靈活的東西只會加深而不會減少，因為這種數字化平臺，天然把消費端變化即時傳導到生產端。

以前沃爾瑪是傳達比如這個季節什么賣得好，你要生產。淘寶更極端一點，一個東西一開始只做100多件，放在平臺上賣，一旦成為爆款，可能就數以萬計，到了小生產商那，小生產商就趕緊外包，趕緊找日結工來做。在淘寶模式下，以前以月、季度為變化，現在以星期為變化。到了滴滴模式更是，現在有人下單，你就得生產，這非常靈活。所以生產任務的季節性與即時性導致工必須靈活。

平臺有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它自帶擴張與壟斷基因，這個基因使平臺發展非常快、非常不確定，所有的平臺一定講規模效應，一定是用得人越多，比如消費者越多、生產者越多，人家越喜歡用。我們大多不喜歡在一個小平臺上打車，在網約車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意味著我們可能很長時間打不到車。

還有就是它的擴張很有意思，它不像傳統企業依賴大量機器產線，理論上平臺協調生產主要依賴于APP，上面有100萬人跟有1000萬、1億人差別沒那么大，找碼農把APP升級一下就可以了，它成本沒有那么高。因此所有的平臺都希望先擴張再說，先創造一個市場、壟斷一個市場，然后再通過流量操縱支配一個市場，所以它一定是先發展再盈利。

你既然想先把一個大的市場搞出來，所有的平臺也都想，你依托APP，我也可以，這個門檻看起來比較低，現在大家都搶時間，就只能靠金融資本去砸錢補貼消費端、生產端和其他相關方，只有把小商戶、生產者、消費者全搞上來，平臺才能做大。

所以金融化又產生兩個東西，一個是平臺發展過程高度不確定性，你有可能今天是個小平臺，可能過幾個月是個大平臺，再過幾個月又倒掉了，所以在這里面迅速擴大、迅速組合，又迅速倒閉，要組合很容易，要拆解也很容易，必然要求非常靈活的用工形式。加上背后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就講套利，如果一個外賣平臺，你告訴它有500萬騎手給我跑單，它很愿意給你投錢，但是你告訴它，我都跟他們建立勞動關系了，它肯定嚇得不敢來了。在這個意義上，平臺發展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金融資本短期套利的特性，它一定要求非常靈活的用工。

這種用工下，可以看到廣泛的去勞動化的趨勢，在業務分包平臺或者內容生產平臺，難以建立勞動關系，它大多是勞務關系或其他類型的市場合作關系。比如在業務分包平臺上，我主要負責撮合供需雙方的業務，也不管你具體怎么干的，我只要不介入勞動過程的管理，就不是傳統的勞動關系。

對于在線工作平臺而言，如各種網約車平臺和外賣平臺，相對而言通過各種方式規避勞動關系的動力就更強一些。因為一旦對這些勞動者進行嚴密監管、對勞動過程進行控制，這就有可能被界定勞動關系，尤其是當勞動者全職、平臺采取派單制的時候，那就是勞動關系里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三樣全占了，這就很可能被判定為勞動關系了。

平臺一看，如果跟這么多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那負擔就太重了。所以這種潛在勞動關系，全都給它轉換。剛開始一些平臺為了擴張、為了吸引勞動者加入，讓第三方跟他們建立勞動關系。到后面，它也不與第三方明說不跟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只是給第三方那筆預算里，沒有繳納社保的預算，你自己掂量好，所以第三方不會跟勞動者簽勞動關系，只簽服務協議。

簽了服務協議還不放心，還有可能被追溯為勞動關系，怎么辦？把身份一轉，轉成個體工商戶，轉成個體工商戶更不容易建立勞動關系。而且這里面有個好處，以前為了避免雇主責任，現在還有一個好處是避稅。在勞務關系中，勞動者沒有獲取的收入超過800塊錢的部分得交20%的稅，轉成個體工商戶，稅點一下子降低了。

但還是不放心，還有可能被追，怎么辦呢？進一步將用工關系轉移，通過派遣外包的方式轉給第三方，第三方也覺得我一個加盟商，憑什么承擔那么多，又找出其他第三方或者注冊很多馬甲公司，所以現在就出現了——有人給你派訂單，有人對你進行線下管理，有人給你發工資，有人在跟你簽合同，有人在給你繳社保，很多主體，一旦出了事都不知道該找誰。

其實數字化對于現在的勞動者的工作狀態的影響，僅僅體現在平臺方面嗎？其實可能遠遠不是。數字化推動了很多關聯企業的靈活用工，比如電商平臺上的訂單，一旦成為爆款，就是100件和上萬件的差異，這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的產量，使得小代工商高度依賴靈活用工。

今天講的平臺經濟不僅僅是在服務業，它已經極大重塑了傳統的制造業、物流業。6.18、雙十一，物流一到這時候就特緊張，怎么招司機的問題、怎么跟制造業搶人的問題、怎么跟大專、中職學校學生以產教融合名義弄過來實習的問題，所以這個層面又有了極大的變化。

數字平臺發展也促進很多企業的業務分包。比如豬八戒網，以前一個企業養10個碼農，現在發現沒必要，養幾個把關設計語言和設計質量的人就可以了，可以到豬八戒網上找人，只要有幾個人把關質量就可以，所以它根本不需要養那么多人。

還有促進零工的招聘與管理。原來很多招聘都是在天橋市場，農民工拿著鐵鍬，一個拖拉機把他運過去，其實這個成本非常高。現在很多互聯網零工招聘平臺不用這么搞了，大家都兼職，你上這個平臺，哪個酒店高峰期需要人，大學生愛去就去，你一答應接單，就給你立馬繳了保險，告訴跟誰對接、下一步怎么走流程，不用專人跟進，管理成本極大降低，零工招聘效率極大提高。

最后我想說的是，這種平臺一直在組合，平臺發展是組合各種要素，很多是輕資產，它不像傳統的制造業，要穩定雇傭這些人給我生產。組合各種市場要素的好處，一是負擔輕，能有效控制傳統雇傭關系帶來的各種成本；二是可以快速啟動、快速復制擴大，這對于同領域平臺之間的競爭很重要，因為等你憑借自己的能力資源慢慢組織起業務團隊和相關勞動力，市場早被別人占領了；三是可以在競爭失敗、難以實現市場規模突破時快速拆解。像很多新興企業在擴張時，不僅平臺用工是靈活組合，很多在擴張時要跟商家談，跟那些勞動者談，把他們吸引過來，靠什么？靠地推。但是地推，一般平臺絕對不會自己與之直接建立勞動關系，一般通過第三方找地推，地推把市場拓展業務完成了，使命也結束了，再交回第三方。

像共享單車平臺的運營維護，像后臺的客服、審核和數據標注，剛開始規模小的時候都是自己做，但是一旦上了規模、業務流程標準化，很多簡單的標準化的業務都可以交給第三方了。又比如軟件開發，在平臺之前，軟件開發已經大量外包了。其實你去看互聯網大廠的外包，IT人員外包數量都是上萬的。

平臺組合市場要素的思維也在新經濟之外的傳統行業擴散。今天平臺的玩法，數字化的玩法擴張到傳統企業，我們現在看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的一些勞動者，他們像我們平常一樣在上班，本來是簽勞動合同的，但是他們不是。比如你今天洗1000個盤子，你今天擰1000個螺絲，稅優平臺從企業承攬業務，然后假裝將承攬的業務發給你，你假裝個體工商戶來接單。在今天我們所謂的稅優平臺，他們的身份現在不是勞動者，而是個體工商戶。

這樣一個玩法，給我們最后一個想法，以前很多就業都是基于工業化生產方式，企業怎么在科層制下組織相對穩定的雇員和工人階級，國家怎么協調勞資斗爭，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關系以及各種責任和義務。這套關系擴張到服務業、政府用工及各方面，這些企業、機構跟勞動者也這么簽合同，工業化生產和用工模式構成了那個時代的制度合法性環境。

但今天，好像制度合法性環境變了，很多企業都是在組合市場關系，先是消費端和生產端組合，最后變成生產端好像也靈活組合了，通過業務外包的組合，通過稅優平臺的組合……當前用工方式的轉變，如一些學者所言，是否體現為工業化的就業模式向數字化工作范式的轉換？新經濟的用工方式和組合市場要素思維會不會成為占據主導的制度合法性環境，并由此從根本上重塑用工方式和勞動者就業狀態？國家將如何規制這種靈活用工發展的趨勢？是一系列有待繼續深化觀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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