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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以后，歐洲開始資本的原始積累，海外貿易范圍擴大，社會財富的重心由封建社會的土地轉向金屬貨幣，產生了重商主義的關稅政策，認為國家的財富就是黃金、白銀的數量；國際貿易是一場零和游戲，致富的唯一途徑就是出口大于進口促使金銀流入。其政策主張是通過高關稅或直接限制將進口降到最低；通過取消裝船稅、或制定出口補貼來鼓勵出口。英國重商主義時期為保護當地羊毛產業阻止東方白棉布進口，曾有議案要求所有學生、教職工和律師都必須穿羊毛制服；尸體下葬必須覆蓋羊毛；身著白棉布制品被認定為是“犯罪”[5]。

保護主義思想的系統關稅政策出自1664年法國財政大臣柯爾貝爾。1667年法國提高了關稅稅率，引起英國和荷蘭的報復，史稱“引發戰爭的關稅體系”：此后英國不斷提高法國貨物進口的關稅，并長時間阻止法國貨物進入英國；荷蘭則干脆禁止進口法國葡萄酒和白蘭地，并對法國奢侈品征收高達50%的關稅，荷法之間的貿易沖突最終導致雙方交戰，戰爭結束后，法國降低了自己的關稅。

18世紀末英國的棉紡織業率先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到1820年，英國制造業無可匹敵，其工業制品占全球的比例高達50%，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急需拓展廣闊的國際市場，英國最終沖破了貿易伙伴國重商主義貿易保護政策的限制，理論界相應誕生了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貿易學說。

在英國關稅政策的歷史事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紀英國與歐洲大陸糧食貿易中的《谷物法》。英國農業生產曾長期自給自足，政府通過《谷物法》推行糧食出口補貼政策以削減進口。1793年英法戰爭結束，時適逢糧食連年欠收致使小麥價格暴漲，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應對危機，包括禁止谷物出口、禁止糧食釀酒、取消進口關稅、增設進口補貼、動用海軍對中立國運往法國的谷物進行攔截，但都不足以阻止大面積的饑饉，然而土地貴族為保持國內谷物高價仍然施壓政府修訂《谷物法》，以期對進口小麥遞增課稅。

大衛·李嘉圖親自對此進行討伐，指出，英國的主要優勢在于工廠內的機械，如果阻礙了對外國糧食的購買會迫使英國浪費寶貴的人力去從事效率相對低下的農業生產，從《谷物法》中受益的只有土地貴族。英國政府最終于1846年廢除了《谷物法》，開創了貿易保護政策邁向自由貿易的分水嶺[6]。英國成為最早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

法國是第二工業強國，19世紀中葉繼英國后逐漸傾向于自由貿易，但在拿破侖三世垮臺后重新轉向了貿易保護主義，關稅稅率上升25%[7]，成為俄羅斯、美國之外最高的稅率，并再次與鄰國爆發關稅大戰：法意貿易戰自1889年開始，法國和意大利各自以一般稅率向對方的商品征稅，雙方之間的對立一直持續了十年；法瑞貿易戰，雙方都為對方設置了更高的稅率，最終兩國出口貿易都損失慘重[8]。

關稅成為治國重器的政治思想主要來自于獨立后的美國。美洲殖民地因反抗英國對茶葉進口實行差別關稅而發起“波士頓傾茶事件（史稱美國人民第一次反抗全球化的斗爭）[9]”后兩年，北美獨立戰爭爆發。美國誕生后，《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即授予國會征收關稅的權利[10]，對美國政治而言，對外國商品征稅要比開征國內稅容易得多。

在首任財長漢密爾頓貿易保護主張影響下，美國建國即選擇高關稅政策，理由是美國國內新工業尚處早期，發展效率不髙，需要用關稅壁壘進行保護，直到可以在免稅基礎上與外國同類商品進行競爭；漢密爾頓同時提出一項意義深遠的發展制造業計劃，建議將保護性關稅作為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杠桿。

1806年美艦“切薩比克號”遭英國海軍襲擊，美國國會通過了《禁運法案》，禁止美國船只駛往外國港口，意在切斷英國所需的糧食和原材料供應。意外的是，禁運期間美國的制造業由于沒有外部競爭而得以發展[11]；加上1812年開始的第二次英美戰爭，進口品的缺乏也為美國國內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戰爭使美國政治家領悟到，擁有制造業是避免戰時短缺的必要條件。戰后為鼓勵美國人從事貿易促進制造業的發展，政府規定對美國人擁有的商船所進口貨物享受10%的關稅優惠。美國的制造業開始迅速崛起于世界市場[12]。

第二次英美戰爭后，美國政治家真正將高關稅作為鼓勵和促進美國產業發展的手段，《1816關稅法案》標志著美國開始貿易保護主義的嘗試。法案對國內有足夠供應的工業產品征收高關稅來保護國內產業；對國內只能部分供應的產品征收較低進口關稅；對不能生產的產品只征收最低的財政性關稅；關稅稅率不僅上調，還引入海關估值的最低定價，直接打擊了低價進口貨物，并促成此后一系列保護主義的法案誕生[13]。

1828年第三次《關稅法案》出臺，上調棉花和棉紡織品、羊毛和羊毛制品、以及鋼鐵和鋼鐵制品關稅率，進一步阻止歐洲尤其是英國同類商品的競爭，同時保護國內農民利益，因其進口關稅平均超過25%，史家稱為“可憎的關稅法案”，為后來南北戰爭埋下政治導火線，因為在南方人眼里，最無法忍受的惡政是針對奴隸身穿的英國劣質羊毛服裝提高關稅的法案。當1861年《莫瑞爾關稅法案》再次要求提高關稅時，南北戰爭終于爆發，沒有南方反對的美國聯邦政府順利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關稅壁壘，1864年關稅平均稅率為47%。從此，支持高度貿易保護的政策成為美國商業和政治生活的主導特點之一 [14]。

美國不斷創新關于關稅的政治思想。1890年《麥金萊關稅法》中產生了新的貿易保護理論：世界的發展依賴于各自內部資源的發展，而不是對外貿易；面對歐洲工人低廉的工資，為保護美國工人的豐厚薪酬，有必要向歐洲商品征稅，以彌補美國制造業高成本的不利因素；商品平均關稅率應接近50%；對某些成熟產業也應提供關稅保護，以促進企業拓展國外市場。《麥金萊關稅法》的設計體現了上述多重價值體系，并附加了互惠條款，以降低本國的關稅作為前提，換取其他國家降低關稅的承諾。

“內外有別”的互惠條款實際上是對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政策的綜合運用，互惠協定既是“胡蘿卜”，也是“大棒”[15]。美國以簽訂互惠協定為契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開始增加。法案后其關稅水平繼續創新，平均稅率達到50.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關稅成為美國獲取財政收入的常規手段，很多年份中聯邦財政支出的90%依賴于關稅收入，國內稅只是在戰爭或危機迫近的時候才臨時開征；高關稅同時建立起了強大的產業屏障，使得美國工業得以免受英國的產業競爭沖擊快速發展；政治上，美國關稅政策一直延續著簡單的循環，即共和黨的關稅高得出奇，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而民主等黨人則對政策做適當的寬松。

作為美國領事返回德國的李斯特深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思想的影響。李斯特認為，在鄰國執行保護主義的時候，報復而不是自由貿易才有更好的回報；國家建設資金應該由收繳的進口稅來承擔。李斯特思想影響下，加之德國工業較為落后，直到19世紀60年代德國才逐漸出現自由貿易傾向。德國關于關稅制度的創新是，1834年在德國全境建立起了關稅同盟，關稅同盟先后與英國、法國簽訂了貿易協定，減免關稅，其經濟一體化因自由貿易而加強。19世紀晚期，因農產品保護的需要，德國開始轉向貿易保護。但彼時德國的城市工人熱衷于自由貿易，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不懈支持：自由貿易支持了工業的發展，使資本主義更容易豐滿起來，最終將不可避免的發生瓦解，從而為共產主義掃清道路。馬克思因而明確反對關稅。

這一時期各國相互進行“關稅裁軍”推行自由貿易產生的經濟后果是，運輸成本、損耗和保險費用的降低共同促進了商品價格的聚斂。傳統的糧食價格不僅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越來越接近，而且還影響了東方的大宗商品——大米的價格，20世紀早期的兩位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奧林認為，運輸成本的下降，也讓工資、租金和利息三種基本要素的投入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趨于一致。正如馬克思所言，等量資本正在帶來等量利潤。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關稅引發的問題令人深思。英國人禁止印度制造的產品出口，卻允許英國貨物免稅自由進入。1750年印度紡織品占全世界產量將近1/4，而到1900年時期所占比重驟降至不足2%。產業的消失導致規模驚人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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