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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尚輝：電子機械工程專業，原來叫無線電設備結構專業。這個專業創建的大背景是：1958年，國家開始自行研制軍事電子裝備，因為涉及機械、電子方面的知識，如果只讓傳統的從事機械研究的人來做，不合適，因為他們不懂得機械與電的耦合問題，曾經鬧出過笑話。所以，國家提出來要辦這個專業

西電是從1960年開始醞釀建設這個專業的。1963年，副校長韓克樹正式命令我創辦這個專業。但專業究竟如何設立，是擺在我面前的一個大難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這個專業，前蘇聯和北理工曾經設立了類似的專業，但因為電的課程設置太多，學生畢業后只能夠從事與電有關的工作，算是失敗了。

　　為此，我們開始走訪工廠，采訪機械結構設計人員，從實際工作的需要出發，探索如何建設這個專業、開設哪些課程，等等。1965年，我們甚至到南京14所去蹲點，與設計人員同吃同住，整整用了兩個月時間，調查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另外，為了使專業的設置能夠結合工程實際，我們還去過23所，以及712、784、786廠等單位開展調查研究。

　　另一方面，我們查閱了大量國外資料，從理論上搞清楚這個專業究竟應該包括什么內容，最終確定這個專業是一個機電結合的專業，以機為主，以電為輔。課程設置中，機電知識的比例明確為7:3，同時把電子組裝、電子設備環境防護、散熱、減振、電磁屏蔽技術等作為學科的研究方向。這個專業建立起來之后，迅速受到工廠、研究所的歡迎！我們在國內最早建立了以機為主，機電結合的無線電設備結構專業！成電、東南大學類似專業的建設，都是1966年以后的事情。

　　記
者：文革期間，在電子機械學科的建設過程中，都經歷了哪些艱難？是什么力量一直支撐著您和您的同事一路走來，對本學科發展充滿信心？

　　葉尚輝：專業建立起來后，緊接著就是十年動亂。不過，期間我們還是做了一些工作。首先，在教學中我們始終十分重視基礎知識的學習。學生在學校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識都學好，但是只要基礎學好了就行。其次，通過科研鍛煉隊伍。當時，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要設計一個毫米波射電望遠鏡，直徑達15米。因為要求太高，國內很多單位都不敢承擔。找到我們，雖然我們心里也沒有底，但還是把它承擔下來了，最后設計取得成功，還編制出了國內第一個計算拋物面天線的通用計算機程序。承擔這個高難度的科研項目，我們最大的收獲是，鍛煉出了一支隊伍。這個時期，當大家什么都不做，不接觸業務、書本的時候，我們這批人卻對業務和科學有一種愛好！我想，這種愛好就是我們的原動力！

　　葉尚輝：首先是1978年招收研究生。78年的時候，國家恢復招收研究生，學校一共有14個指標，我們一下子招收了6個。實際上，我們自己也都只念過本科，沒有培養研究生的經驗。但是我覺得，招收研究生是提高學科水平的一個重要方式，教師也需要通過招收研究生來提高自己的水平。所以，雖然沒有條件，我們創造條件也要上！我始終有一個信念：一個學科乃至一個學校，要提高科研水平，一定要重視研究生培養；而通過抓研究生培養，師資水平也能夠向前邁進一步！

　　之后，為了彌補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的問題，我們發揮集體的力量，通過導師組的方式，對研究生進行集體指導。就這樣，通過招收研究生，一批優秀的青年人才陸續從這個學科走出，如施滸立、陳樹勛、陳建軍、段寶巖等等，成為當時乃至今天這個學科發展的重要力量。回過頭來看，可以這樣說，機械制造這個碩士點的取得，不是因為我們力量最強、水平最高，而是因為我們膽子大，抓得早！

　　其次是電子機械專業博士點的取得。我們的博士點是1986年的時候取得的，這個博士點取得的背后，也是困難重重。當時，由于學校長期在部隊系統，不被外界了解；而且，由于我們是電子機械，而評議組的專家大都是從事純機械研究的，對這個領域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們只得逐一向專家介紹、匯報學科的情況，如都承擔過哪些項目，獲得過哪些成績，以期獲得別人的認可。

這個夏天，大學校長似乎都頗為搶眼。典型者如“根叔”，在今年6月華中科技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把4年來的國家、學校大事以及網絡熱詞等融合在一起，演講視頻在網絡上熱傳。

在“根叔”受到熱捧的同時，還有一些校長正在為突破舊的教育體制、建立更符合教學規律的大學而努力，比如，曾經擔任中科大校長達10年的朱清時。眼下，他正忙于在南方科技大學這樣一張白紙上，謀劃著“這一代大學校長的夢想”。

起初，朱清時并不想當這個校長。“當時投完票，所有的遴選委員都擔心我不去。”朱清時介紹。當時，電子科技大學的老校長劉盛綱給他打了一個長長的電話，告訴他：“我們這一代大學校長希望改革，條件始終都得不到滿足。現在是唯一例外，答應把所有條件都給我們。”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不是我個人的事情，是我們這一代大學校長的共同愿望。”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大學城啟動校區的辦公室里，64歲的朱清時就去行政化、縮小教育者與被教育者距離等話題接受了記者專訪。

朱清時：原因就在于大學的行政化，誰的官大，誰就有資源，誰說了算。教授有知識有真理，但沒有資源沒有話語權就起不了作用，會被埋沒。所以他們要把聲音發出去，捷徑就是當官，要有資源。

要改變學校的狀況，不必要的行政機構和人員都要進行精簡。本來一個人一句話辦的事，現在變成幾十個人折騰很多天才能辦好的事。把這些泡沫都精簡掉，剩下那些實質性的東西就很簡單了。

朱清時：這確實是中國高校這三十年的一個弊病。這二十多年間，大學行政機構層層設置，越壘越高。我1963年進中科大時只有六個系，后來搬遷下來（從北京到合肥）有13個系，現在25個系，7個學院。中科大還算是很精煉的，其他學校就不得了了。每個專業都變成系，每個系都變成學院，學院上面有學部，這個處那個處，這些行政機構把校長和教授隔得很遠，校長也不能越過這些部門直接去找教授，因為那樣這些部門也不高興。

校長要忙于聽各個部門匯報，也沒有時間去見教授。原來一份工作現在變成幾十份工作，原來一個人能干的事變成幾十個人的事情。原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后來被變成很多人干很復雜的事情。結果，事情就變得泡沫化了，大家都在這個泡沫的表面浮來浮去。

真正的教育不光是課程教育，而是言傳身教，尤其是做人、洞察力、想象力和興趣都要靠言傳身教。南科大就是想在若干方面恢復大學的本來面目，我們實行小規模的書院式管理，為的是讓學生和教授乃至校長經常可以在一起。

朱清時：1999年擴招的時候，我也受到很大壓力，上級部門經常要求擴招，也不能不響應號召。所以，我們就擴招300人，等于是增加了20%的學生，但很快就發現教學資源很緊張，質量跟不上，就不擴招了。

這時來了第二波，即建新園區。當時很多學校擴招也遇到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選擇停下來，而采取了建新園區來解決。建新園區的錢都來自銀行貸款。我們當時沒有選擇這條路，是冒了巨大風險的。

我們沒有選擇建新園區基于一個很樸素的考慮，即建了新園區，老師就會兩邊跑、疲于奔命，沒有時間做科研、提高教學質量，與學生交流。我們寧愿維持教育的本來面目，堅守定位——小規模、高質量。不建新園區也夠了，也就不用銀行貸款。

質量還是學校的根本，如果大學培養出來都是中專生，那擴招還有什么意義呢？在我2008年9月卸任的時候，網上炒作一篇《朱清時校長的戰略錯誤》的文章，就是我們學校的一些反對者寫的，他們堅決反對我不擴招、不貸款。

朱清時：去行政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上級部門不要用行政手段來干預學校，上級部門靠立法、依法治校；二是校內管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學校里一切事情都是學術主導。學術指導，教授治校，行政人員執行。

我已經64歲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遠。現在看來，國家已經在支持，全國高校都在考慮這個事情，盡管做起來很難。我估計，做好去行政化得有一兩代人，得有一大批像南科大這樣從白紙起步辦成功的學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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