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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大勝口罩廠門口，紅色橫幅拉了一串，上面赫然寫著“警惕詐騙”“大勝不設代理商”“大勝門口嚴禁逗留”。 但偏偏有人對此視而不見。據醫療服務商王弘（化名）回憶，當天有不下300人聚集于此，有的是倒賣口罩的，還有的是來要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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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供圖
兩個女人怒氣沖沖地扯著一個男人的領帶，讓他交出100萬個口罩來——她們早已支付了250萬個口罩的貨款。 在嚴禁人員聚集的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平素門庭冷落的口罩廠成了少有的“例外”。
醫用口罩主要供應醫院，對醫院來說，口罩是純消耗品，價格壓得極低。由于利潤低，加上本身技術含量并不高，醫用耗材商甚至不屑于做口罩生意，即使做，也不會把口罩作為主要產品。 但新冠疫情瞬間改變了這個行業的命運。從1月份疫情爆發以來，口罩需求從中國一步步轉向全球。在供給遠遠跟不上需求的情況下，市場上出現了“一罩難求”的緊俏行情，口罩價格也一路飆升。
逐利涌入，轉產口罩的企業；魚龍混雜、囤積居奇的中間商；隨著疫情發展，不斷加強的市場監管……構成了一幅萬花筒式的圖景。有人趁機大賺一筆，也有人沒能跟上節奏，入場即虧損。還有的因非法經營受到法律制裁。 而令醫療圈人士感到詫異的是，掌握口罩資源的往往不是醫療人，那些外行手中往往擁有更多的口罩。
盡管口罩本身技術含量并不高，但也絕不是幾片布的簡單重疊。決定一片口罩的身價和命運的，除了需求，還有它的原材料和資質標簽，監管政策的寬嚴尺度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條新政策的出臺就可能把一批口罩生意扼殺在途，據業內人士稱，大量在市場上流通的口罩并不符合醫用要求。 隨著國內疫情的緩和，繼續做口罩的企業應該如何繼續？疫情期間的口罩生意又給了醫療人怎樣的啟示？
瘋狂的口罩：“一天一個價”王弘記得很清楚，1月22日，武漢封城前一天，一個朋友托他幫忙詢問一次性醫用口罩的價格，他得到的報價是8毛錢一個。當時他覺得這個價格已經很貴了。因為在疫情之前，一次性醫用口罩單價不過三四毛，“競爭激烈起來，可能進醫院的價格只有2毛5”。 王弘沒想到的是，幾天后，他的公司準備購入一批口罩捐給湖北孝感時，買入價已經達到1.5元一個，僅僅一周之后，又漲到了3.5元。
他的買入價最高時達到6元，那是2月中旬，恰為武漢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的最高峰，以及政府要求復工企業儲備口罩、額溫槍、消毒水等防護物資的當口。 王弘回憶，那段時間購買口罩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訂單再大也不會有任何優惠，“報價來了，就必須接受，否則拉倒。” 上海的醫用耗材商李建（化名）發出了同樣的感嘆——“口罩是一天一個價”。他向八點健聞大致復盤了疫情爆發以來各類口罩采買價格的走勢：從一月底到二月底價格一路見漲，至二月底達到峰值，三月起隨著國內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復工后產能提升，價格開始逐步下降，目前的價格已經和一月底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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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曄婷制圖
李建表示，這還只是大批量的采買價，并非出廠價，“因為疫情最開始不可能直接找廠家買到貨，當時貨源由國家管控，只能通過一些囤貨的代理商和供應商買到一些”。 盡管各地市場監管部門陸續出臺了限價令，在賣方主導的市場卻很難徹底執行。李建記得一次性醫用口罩的限價是每個1.9元，也就是說廠家賣出時，開票金額不能高于1.9元。但李建就遇到很多次，廠家要求，開票金額1.9元，實際要付2.7元。
李建透露，遇到口罩被政府征用的情況，賠付依據仍是票面的1.9元。他所在的公司就有多次這樣的賠本買賣。 也因為價格變化太快，李建還丟過單。那是3月中旬，來自美國的一筆100萬個N95口罩的訂單，國內一家代理商接單后找到李建。他聯系的一家出口美國資質齊全的廠商，首次報價是10元，時間是一個周五（3月13日），代理商報給美國方面的是含稅價14元。美方對于價格沒有異議，但由于時差，簽合同的流程耽擱了。
到了下周一，廠商臨時宣布所有沒簽的合同，價格全部調至14元。李建和代理商沒敢直接在此基礎上加價4元，而是報了個16元的價格。美方對此非常生氣，指責李建和代理商不講誠信。價格談不攏，最后生意自然沒做成。李建也沒想到廠家變得這么快，“可能因為那時候美國疫情剛爆發，廠家覺得國外一下子需求暴增了，就臨時調整了價格。”
“不要聽信自稱有貨的人”
4月中旬，王弘在上海大勝口罩廠門口蹲守了三天，等著提走本該在一周前交付的100萬個N95口罩。 上海大勝口罩廠（上海大勝衛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是這次疫情中的明星廠商，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大勝原本做的是出口生意，通過了美國、歐盟、澳洲、日本等多個國際標準認證。根據王弘的介紹，疫情之前，像大勝一樣出口資質齊全、專做外貿的廠商只有七八家。由于新的出口資質申請和審批均需要較長周期，這些廠商的口罩便成了國際市場的搶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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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自medikstore
王弘的訂單并不是直接跟口罩廠談的，而是找了“居間方”。他通過朋友介紹，和一個自稱能夠拿到大勝口罩的代理商簽了訂單，價格是18塊多。王弘當天就把貨款打了過去，確認4天后交貨。然而到了交貨時間，對方卻推脫稱貨太緊張，需要延期到十天。到了第十天，為了能夠確保拿到貨，王弘和同事二人從南京驅車到了上海大勝廠門口。 第一天早上九點到，等到十點，居間方答復稱要第二天才能出貨。第二天，王弘從中午等到晚上七八點鐘，還是沒有消息。第三天，在廠門口等到晚上十點仍然沒見到貨的王弘發了條朋友圈：“第一次路邊等貨，心酸的感受！”
很多天之后，重新回憶起來，王弘才能笑著說起那段特別的經歷，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場景。 當時和他一樣在廠門口的不下300人，一部分是倒賣口罩的，一部分被他稱作“詐騙分子”，還有相當大一部分和他一樣，在焦急地等貨——在他看來，這些人就是“被騙的”。
王弘說，到最后基本上是“全軍覆沒”，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失望，不是在罵娘，就是在吵架。他看到過兩個女人拉著一個男人的領帶，對這個男人說，“今天必須交出100萬個口罩來！”王弘后來了解到，那兩個女人已經付了250萬個口罩的貨款，但遲遲沒有等到貨。那個被扯領帶的男人，也是一個“居間方”。相比之下，王弘覺得自己更慘——他連“居間方”的人影都沒見到。 見提貨無望，王弘要求退款。但對方仍然采取拖延戰術，說等10-15天之后會有貨。直到以報案來“威脅”，對方才分了三次把貨款悉數退回。
事實上，王弘到廠門口等貨的同時，也在碰運氣，看能不能買到其他現貨。期間接觸的一個中間商，對方報價28元，至于具體有多少現貨，王弘沒再接著談。“從18元漲到28元，這個價格太高了。”而且對方裝修包工頭的身份，讓王弘這個醫療圈內人無法信任：“他對醫療一竅不通。” 在上海等貨失敗之后，上家建議王弘可以轉戰同樣有出口資質的山東日照三奇。“三奇門口的情況和大勝差不多”，但王弘已經有了前車之鑒，這一次他沒有先付款，而且要求直接跟工廠簽約，給居間方的居間費可以單簽合同。
王弘跟三奇簽約的價格是15.4元，加上居間費3.6元，介紹人辛苦費0.5元，一個N95口罩到王弘手中的成本是19.5元。居間費和介紹人辛苦費超過了總價的兩成，而他賣給下家也就是賺0.5元。他不由得感慨居間方的明目張膽，“讓人很氣憤，他只是介紹一下，或者是只是有資源，做得成做不成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他沒有任何風險。” 王弘信心滿滿到三奇提貨，試圖進入廠區時，卻被攔了下來，保安告訴他：三奇是沒有多余的產能了，不可能賣貨，不要聽信自稱有貨的人，他們都是騙錢的。 他不死心，在日照又蹲守了兩天，最終還是無功而返。雖然簽約繞過了居間方，這個訂單還是“黃”了。
出口訂單雖多，但生意沒那么好做
疫情之初，李建被拉進一個微信群，“當時主要是大家相互幫助”，后來這個群變成了一個交易溝通群，不斷有人說自己有什么貨，需要的可以微信單聊。 2月底開始，李建就發現，出口海外的口罩訂單變多了。除了泡湯的美國訂單，李建還接了好幾個海外訂單。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3月1日至4月25日，全國共驗放出口的口罩數量達211億只。
而在4月底，李建表示，他一單都沒做成。除了突然變化的價格、廠家無貨等原因，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資質。 三月初一個來自斯洛伐克的500萬個一次性醫用口罩訂單，就是因為資質問題，最終沒能成功。當時斯洛伐克的需求方直接找到中國一家大型國企下單，李建幫這家國企聯系到一家有出口歐洲資質的廠商。但斯洛伐克方面查驗后發現，該廠商的CE認證（產品安全合格認證）是德國發出的，他們擔心貨物會被德國扣留——德國已經扣留過瑞士、意大利等國的口罩物資，要求提供其他相關資質。
李建提出的建議是，請斯洛伐克方面先下單，資質申請和口罩生產可以同步進行。但是對方拖著沒有付款，廠家便把生產線的排期留給了其他買主。 還有一單，當時已經談到了最后一步，李建和兩個伙伴甚至算好了能賺300萬，但最后仍然是因為需求方對于資質的不確定，而功虧一簣。
海外疫情起來之后，國內口罩廠商也興起了一股資質申請潮，但以歐洲的CE認證為例，新申請的CE認證大多出自無發放資質的CE機構，而根據中國市場監管總局的梳理，目前國內僅有8家機構具有防疫用品CE認證能力。那些“假CE”的產品實際上并不能通過國外買家的認證。 然而隨著疫情加劇，海外國家急需大量口罩，開始放松了對進口資質的要求。
以美國為例，4月3日，FDA決定，允許在中國生產的未經NIOSH（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批準的一次性過濾式口罩呼吸器通過緊急使用授權（EUA），只要符合其他一些國家設定的標準，或者經過一家獨立實驗室的審查，就能夠進口到美國。正因為這一豁免條例，FDA授權的中國口罩制造企業名錄增至80家。一位業內人士稱，這一階段的美國是“照單全收，你有什么我都要。”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加強醫療物資出口的監管。根據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藥監局的公告，自4月1日起，出口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醫用口罩、醫用防護服、呼吸機、紅外體溫計的企業向海關報關時，須提供書面或電子聲明，承諾出口產品已取得我國醫療器械產品注冊證書，符合進口國（地區）的質量標準要求。 最新的消息是，5月7日，FDA撤回中國66家制造商向美國出口N95口罩的許可，也就是說此前80家的名錄縮減至14家。已經簽單的口罩還不知命運如何。
“無心插柳柳成蔭”
根據李建的估計，他所在那個微信群，360個人中，大約有20%的人在這次疫情中發了財。“賺到錢的，上海房子隨便買買的”，李建這樣形容口罩生意的暴利。 而在王弘的眼中，回頭看市場上的口罩，只有20%是合格的，剩下的80%都是“瞎胡鬧”，“隨便搞個什么布，有的甚至都不是熔噴布，在市場上也可以賣了。” 王弘用“一地雞毛”來形容疫情后的口罩市場亂象。除了質量問題，還有跟風投產。
在他身邊，就有不少朋友買了幾臺口罩機放在家里，然后想辦法辦個應急備案。但從2月下旬以來，各地藥監部門陸續出臺關于醫用防護服、醫用口罩生產的新規，或將應急備案轉為應急審批，或是停止應急審批。隨著監管的進一步加強，不符合相關要求的口罩已經失去了存在空間。 更重要的是，這些著急轉產、跟風投產的廠商，往往不具備生產醫療耗材的專業能力，“醫療本身是一個標準化程度高、嚴格的行業”，王弘說，生產環境，包括消毒滅菌、包裝在內的后處理環節，在這些新興的工廠里，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嚴格來講，他們生產出來的根本不能作為醫療用品。”
在王弘看來，隨著國內疫情形勢趨于緩和，口罩廠商的分水嶺已經到了。如果不做出改變，不嚴格按照質量體系正規化、標準化地生產，一定會被淘汰。 但與此同時，口罩廠商同樣面臨著很大的機遇。因為現在很多人考慮的仍然是現下的疫情，而不是疫情之后該怎么辦。王弘認為，未來醫療機構和普通民眾，對于口罩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就在輾轉上海大勝和日照三奇無果后的幾天，王弘接到了一張醫療物資的采購意向清單，來自湖北孝感的一家口腔醫院。 此前，王弘一直做的是醫療服務生意，采購類的很少介入。這個突然找上門來的訂單讓他有點意外。后來他了解到，這家口腔醫院的院長正是當時孝感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的成員，對于王弘的公司在疫情期間做過的捐贈和公益行動非常清楚。基于疫情期間建立起的信任，該醫院把訂單交給了王弘，請他組織貨源。
“平時想要跟醫院建立聯系，拜訪一下院長，是要費很大的勁的。但這次，我們素不相識，面都沒見過，電話都沒通過，就把訂單給我了，這是因為疫情期間建立起的信任關系是不一樣的，是牢固的。”王弘很高興，在他看來，當時捐贈的口罩成了一個“見面禮”，而且相對來說，是以非常低的成本獲得了一個新客戶。 這件事也讓王弘深有體悟，如果能用口罩建立信任關系，那除了口罩之外的其他產品也都是可以輻射的。這就是機遇。
八點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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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0-5-11 16: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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