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對我影響最大的兩位學者——茅于軾與楊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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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8-12-29 10:17:25 | 只看該作者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1982年2月，我還在讀研究生。當時，首屆市場經濟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了。我所就讀的西北大學是合辦單位，我當時被任命為會議秘書，當時的所謂“秘書”，就是跑跑腿，復印材料，去車站接送學者。

當時參會的學者中，有兩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茅于軾教授，一個是楊小凱先生。

『我的學術導師：茅于軾』

茅于軾教授當時正在講他的擇優分配原理，他在特殊時期吃過苦，開過火車。他是工科出生，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他直接開始靠自己的天資和智慧，用數學方式推算資源是如何最優配置的，并推算出了擇優分配理論，而這套理論恰恰就是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大會講的就是擇優分配理論，令人耳目一新。在之后的小組討論中，他的發言引起了很多爭議。我理解，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茅于軾教授是從工程最優化開始研究資源配置的，這樣的思維方式和當時的另一些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這次會議之后，我開始和茅老師書信往來。可以說，與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間非常愉快、并讓我的知識體系大大改變的一件事。他時常給我郵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觸到很多獨到的思想和理念。他非常注重，用經濟學理論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現象。

我記得，有一次通信中，我們討論了關于“學雷鋒，做好事”的人免費修理鍋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問題。他的觀點是“不好”。因為免費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來不值得再修的東西拿來修理，從社會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時間，顯然是一種資源浪費。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觀點。

受他的影響，我組織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辦了個讀書會，系統地自學西方經濟學。并不斷寫信向他請教。到了83年8月，我寫《為金錢正名》之后，遭到學校批評，報紙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陜西，全國都有。當時我心情非常糟糕，茅老師寫信鼓勵我，說正確的觀點剛出現的時候，經常面臨多數人的反對，但最終會被人們接受，所以你應該充滿信心，堅持自己的主張。

1983年，茅老師正在研究價格問題。他關于價格不合理導致能源浪費的觀點對我的畢業論文和關于價格改革的思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還讓我翻譯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阿伽瓦拉寫的《價格扭曲與經濟增長》一文。這篇文章用跨國數據證明，價格扭曲越嚴重的國家，經濟增長越緩慢，給了我很大啟發。

除了價格，我們也討論現代經濟學和改革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如工資、收入分配、價值觀念等等。我寫過一篇文章，談經濟變革中十大觀念的轉變，有些內容是由他的啟發而來。他后來去做扶貧貸款和家政培訓這樣的“小事”不是偶然的。

那個時期，我逐漸樹立了這樣的信念：只有通過市場經濟，一個國家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走上繁榮富裕的道路——這種信念一直延續到今天。

最讓我欽佩和感動的，是他對這個社會的關心與責任。當時，他寫了一篇《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議。沒有責任心的人是不會去寫這種文章的。目前的中國，個人產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傳統的仇富心理依然隱藏在很多人的內心深處。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中國很難有持續的經濟增長，中國人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富裕。

但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茅老師的“為富人說話”是呼吁我們建立良好的產權制度和產權文化，這是作為經濟學家或者一個理性思考社會問題的人的真實表達。他“為富人說話”本身就是“為窮人辦事”，因為在產權得不到尊重的社會，除了特權階層，所有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他是一個勇于堅持真理的人。

回顧與茅老師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長深受他的影響。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都受過他的幫助和啟發。對于受過茅老幫助的人來說，他為我們做了很多，而我們為他所做的很少。我對他的感謝和回報，就是以他為榜樣，認真地學習、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歲生日的時候，不需要再去“為富人說話”。

『楊小凱教授給我打開了一扇窗』

第二個對我影響很深的人是，楊小凱教授。

認識小凱，也是在1982年的全國計量經濟學會，他在會上講他的分工理論，這給我印象很深。跟小凱交往之后，他對我后來的學術影響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業理論介紹給我，我組織翻譯成中文，第一次發表。還有很多新的理論，也是通過他才了解的，學到的。

當時，我從小凱教授那里學到的就是，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其中，亞當·斯密有兩個重要理論：

1.一個是市場如何協調人的經濟行為，使得個人追求自身利益變成社會財富的增長力。

2.分工，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

財富是怎么增加的？斯密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每個人單位生產時間生產出更多東西，而這個靠什么？靠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怎么來？就來自分工。小凱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研究分工是如何導致生產效率提高的。（該研究的主要成果被記錄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一書中）

在楊小凱的理論模型中，分工的演進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市場規模。我們一般講市場規模，我要強調一下，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內需。市場規模跟收入有關，跟人口可能也有關，但首先必須是市場。這是亞當·斯密的一個核心觀點。

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分工是怎么出現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間從沒有分工變得有分工了？答案是依靠創新，那么創新是怎么來的？亞當·斯密講的是不明確的，沒有答案的。

那么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薩伊的書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業家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經濟發展理論提出的。

熊彼特認為市場和資產而是靠企業家發現的。比如我們現在微信，原來沒有，他就是企業家發現的。所有的這兩百年出現的市場，原來都不存在。所以，分工都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比如軟件，現在是很重要的產業，軟件就是比爾·蓋茨創造的。如果沒有企業家，分工本身不會出現。

當時和小凱交流，小凱提出企業家的貢獻不能直接定價，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為什么不能定價？因為企業家精神無法構建一個數學模型。市場上所有的人用金錢來投票，企業家只有通過市場競爭來證明自己。

所以說，真正的企業家一定是市場中搏殺出來的，不是政府能任命，能安排的。

那什么樣的制度，才能保證企業家的出現？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點。

1.自由。人要有自由，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當時人在地上走的時候，懷特兄弟在想，怎么飛上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規蹈矩的。所以必須心靈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心靈不自由，很難想象會出現特別偉大的企業家。

2.預期穩定。企業家創新需要時間，沒有一個創新像套利一樣，今天晚上買，第二天早上就賣，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不能預期到未來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不會做創新的。

3.就是產權保護。沒有私有產權保護，可能不會出現創新性的企業家，但是我相信會出現一批套利性的企業家。比如以前農村農民工社時期，頭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買一點東西，第二天晚上賣了，發現的時候他已經交易完成了。但是創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為不確定性非常大。

1982年，通過和他們的交流，學習，我思路就一下子就開闊了。我在之前讀的基本都是MKS主義經濟學，認識茅老認識楊小凱先生之后，我突然開了一扇窗。有了這扇窗我才看得更遠看得更亮，并決定了，我以后所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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