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私人產權的保護，就不會有工業革命的產生，沒有私人產權的保護，就不會有持續不斷的革命性的創新。但回顧我國產權保護的狀況怎么樣，我們很遺憾的看到，趨勢與愿望是相反的。]

 

各位來賓大家早上好，非常榮幸今天在這里，跟大家就經濟轉型和民營經濟發展做一次交流。我講的題目是經濟轉型和產權保護，這個兩個看上去是不同的話題，但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已經談了十幾年，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話今天也不會再談了。

 

轉型失敗的原因，我認為最根本是政府和企業沒有感受到壓力。GDP和財政收入年年增長，從政府到民間彌漫著自滿和自傲的情緒，居安不思危，不想改變現狀。甚至國際金融危機也沒有觸動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根基，恰恰相反，每一次出現危機，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借勢延伸，市場無形之手則被迫后退。而每一次單位產生的短期效果，都是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別是2009年和2010年4萬億的財政刺激，還有18萬億的銀行貸款，這使得政府主導下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前所未有的天量投入換來經濟危機的反彈，大跌大漲充滿了戲劇性，但是這畢竟是傳統模式的最后告別演出。

 

在“中國奇跡”和“中國拯救世界”的歡呼聲中，GDP增長從2010年一季度12%的頂點，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認為這不是常規的經濟體系循環，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標志著投資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終結。現在我們看到曾經是國際驕傲的投資工程項目成了爛尾工程，工業和財政增長速度下降，企業開工不足，老板或者跑路，或者減量維持，在東南沿海一帶，我最近拜訪了一些企業家，他們認為現在的形勢較2008年更為嚴峻。在經濟下滑之際，人們又將希望寄托在財政刺激上。現在市場上盛傳二季度、下半年，中央會推出怎樣的刺激政策。就像吸毒上癮，每次討要鴉片，而且劑量一次比一次大。但這一次真的不一樣了，不僅我們的鴉片存貨見底，而且到了真藥難救的地步。

 

傳統的模式有兩個，第一個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第二個是政府控制要素價格和重要的資源價格，以便企業進行低成本的擴張。投資增長多年超過GDP，我們大致算了一下，在過去十年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約為GDP增長的1.3倍，結果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產能，一個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的國家，鋼鐵、煤炭、水泥產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為了突破國內市場制約，我們不得不大力開拓海外市場，消化和吸收國內的國生產能，但是現在外部需求萎縮，過剩產能水落石出，傳統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從這個角度看問題，金融危機不僅是對外貿出口的沖擊，而且對我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性沖擊。

 

為了緩解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危機，政府實行了大力的拉動政策。其實所謂的拉動內需，只是拉動了投資需求，消費從來都不是關注的重點。為了刺激投資，政府一擲千金，低效或無效的項目大量上馬，資金不足就開動印鈔機，推出極度松動的貨幣政策，巨額的投資，使產能國生剩問題進一步惡化，終于將中國經濟拖入了今天的困境。

 

在產能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不在是資金，而是投資機會的缺乏。當大型的鋼材企業投資種菜養豬的時候，當造船廠因訂單不足而裁員停工的時候，銀行的貸款對他們有什么用呢？即使企業使用這些貸款投資，也不過是在增加一些沒有銷路的產能而已。

 

當前的經濟形勢，使我們回想起日本過去20年，日本政府花錢已經花到了將近破產的力度，貨幣政策方面，利率長期回落，而且在利率等于零的時候，還多次進行了數量松寬，向經濟注入更多貨幣和信用，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奏效，日本泡沫經濟到今天仍然處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狀態。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找到解決的方案，而僅僅是放送銀根，就有可能造成通貨膨脹，這會帶來一些影響和問題。

 

傳統的投資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政府參與經濟的活動越來越多，對經濟的微觀管理越來越嚴，政府和相關部門從管制中獲得的利益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國有部門將法律、政策、資金強力擴張，擠壓民營經濟的空間，導致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的衰弱，不僅使經濟增長難以維系，而且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

 

如何度過當年的難關？我認為不能再靠傳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寅吃卯糧，將問題留給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對癥下藥。既然原因是產能過剩和缺乏新的投資機會，就要通過市場化的收購和兼并，進行行業重組消除過剩產能，就應當通過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內開放，消除過分管制，創造新的投資機會；既然消費的真實原因是民眾的收入滯后，就需要全面的減稅，弱化政府的經濟功能，強化政府的社會保障功能；既然第一成本擴張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業就要盡快的從制造向研發創新轉型，但所有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場的作用，重振民營經濟。

 

重振民營經濟有著經濟轉型和社會穩定的雙重意義，由于壟斷性國有企業，不必面對競爭的壓力，他們沒有創新的動力。即使創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創新帶來的巨大回報。由激勵機制決定，創新的成功必然是民營企業，沒有民營經濟的重振，就無法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也關系到社會的穩定，據全國工商聯統計，民營經濟目前占GDP的一半，雇傭了70%以上的勞動力。要穩定社會，必須穩定民營經濟，否則就業問題就解決不了。如何重振民營經濟，我想我們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時間，我在這里只想強調產權保護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產權保護，企業家不能預期未來，就不會有長期的投資計劃，也不會投入資源進行研發與創新，因為他們不知道風向巨大的投資創新能否得到應有的回報。

 

在這方面，我想引用諾貝爾獎得主諾斯的研究成果，根據諾斯的研究，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成為完成了工業革命，并非因為英國當時的蒸汽技術最為先進，而是因為英國第一個建立了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有效的產權保護，刺激了民間的投資和金融創新。諾斯因此稱“工業革命”的實質不是技術革命，而是一場制度革命。剛才我很高興聽到鴻忠書記也提到了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并認為這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兩項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同意這個觀點。我想補充的是，我們學術研究上，歷史研究上，工業革命的成功已經證明它是和私人產權的有效保護密切相關。沒有私人產權的保護，就不會有工業革命的產生，沒有私人產權的保護，就不會有持續不斷的革命性的創新。

 

回顧我國產權保護的狀況怎么樣，我們很遺憾地看到，趨勢與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現實中，國有產權和私有產權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一提到國有產權，腦子里馬上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資產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來就發生過多次侵權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價強行收購民營的油田、礦山和企業，有些地方甚至動用了公檢法沒收和處置民間資產，我們可以看到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是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頓和滯后，司法體系不能獨立有效的運行，產權的界定和糾紛往往因當事人和官員個人關系決定，而官員個人利益的卷入和個人判斷的任意性，實際上使法治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和“鏡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產權保護。

 

第三，在加強征管下，各級政府開展收稅和收費的大競賽，巧立名目，或者嚴格執行過時的規定，企業不堪其擾。據我所知有企業專門成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打點各類收錢的官員，這已經成為侵犯企業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制訂了日益煩瑣的管理方法，為了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或者是僅僅為了生活下去，企業不得不按照潛規則與企業打交道。我非常贊同綠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業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為娼”還不是最可怕的，回過頭來的“掃黃”才是致命的一擊！

 

第五，社會上的仇富心理嚴重，民粹主義泛濫。十年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就達到了0.4的國際警戒線，盡管官方不再報基尼系數，但種種跡象表明，自那時以來收入分配的確是在不斷的惡化，惡化的原因是資源和市場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機會不平等。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官員與百姓的差別，城市與農村的差別，國營與民營的差別，官商勾結與合法經營的差別，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別，是起跑線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糾正資源占有和不公平，而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重點線上，熱衷于用行政和稅收的手段進行二次分配，則治標不治本。非但無法縮小貧富差距，反而會削弱社會對產權的尊重，鼓勵隱性和顯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在這樣的環境中，資產所有者沒有安全感， 對經濟的發展和轉型不可能有長遠的打算。

 

需要指出的是，經過3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擁有財產，因此產權保護就是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利益。在當前改革開放下，無論采取怎樣的宏觀政策，我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都將無可挽回地繼續下降。如果我們不能及時的回到小平同志所確立的改革開放狀態，而是一味空談，拖延時間，經濟和社會的問題不斷積累，有可能超過我們脆弱的社會結構所能承擔的范圍。所以，我在這里再次呼吁及時啟動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上來，對中國經濟的中期和長期的發展，我們仍然是報有很大信心的。謝謝大家。

 

 

（在 “2012中國綠公司年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