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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的朋友tom給我發了一封郵件，問我山寨是什么?事情是這樣的，google公司發布了年度中國搜索熱門詞匯(China's new hot words)排名，并把他們翻譯成英文介紹給全世界的網友。這些詞匯反映了過去一年中發生在中國的重要事件和現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山寨”，google使用的英文翻譯是copycatting(無主見的家伙，復印機)，對他的解釋是：這個漢語詞匯的字面意思是山中堡壘的強盜們(the mountain strongholds of bandits)，首先被借用來描述那些剽竊仿造的產品，后來也用來指自制的產品，比如惡搞視頻。
tom不懂中文，很困惑于這個詞的意思，問我山寨到底是什么東西，為什么假的產品會成為過去一年中中國網絡搜索最熱門的詞匯。他沒有到過中國，我感覺到要向他解釋這個很困難。我上網查閱了一些關于山寨的資料，發現這個詞最早是用來描述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廠家生產的手機，這些手機使用了一種臺灣研制的低價芯片，以極低的價格融合市面上主流手機的所有先進功能并有所創新，在過去的一年中迅速的占領了中國低端手機市場的大部分份額。
看到這個資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7月我和幾個朋友在西藏旅行時看到很多藏民使用的手機，就是這種山寨機。我記得當我把相機對準一個藏族年輕人時，他拿出他的山寨機對我說，你看我的手機也可以拍照。那種手機大都具有3"以上的碩大屏幕，四個以上的揚聲器和像普通數碼相機一樣大的攝像頭，且大都具有金屬機身和超長的待機時間，不過最重要的特征是價格極其低廉，大概只有普通國際品牌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如果山寨是從描述這種手機開始，我感到十分困惑，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這種進行低價仿制的行為在中國已經有了很多年的歷史，比如，80年代日本任天堂公司開發的第一代游戲主機FC(family computer，譯注：就是紅白機)，我記得FC在90年代剛剛登陸中國時，對于當時的中國家庭而言非常的昂貴。而且對于處在高考壓力下的中國80后一代來說，他們的家長很難愿意把錢投資在電視游戲上。我記得有一次，我的一個中國同學因為沒有寫完作業就到我家里來玩FC而被他的父親毒打，并且懲罰他再也不許來我家。沒過幾年，中國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小霸王學習機”的產品，其實就是把FC的芯片和功能集成到一個電腦鍵盤中，并開發了一些用于學習和打字的配套卡帶，價格也要比FC便宜。不同于對待FC的態度，大多數中國學生家長都給孩子購買了“小霸王學習機”，因為當把這個“鍵盤”連接在電視上時，他們相信他們的孩子不是在玩游戲主機，而是在學習使用一臺家庭電腦。同時，市面上出現了很多中國產的游戲卡帶，他們跟日本原產的卡帶很不同，里面的芯片很小，同樣的游戲內容被簡化和篡改后可以變成多個游戲銷售，我記得我的一個中國同學的200in1的卡帶中其實只是一個馬里奧兄弟的不同篡改。
這樣看來，如果把當年的學習機叫做“山寨FC”也是很恰當的。從我在中國生活的記憶中，我過去見過的很多中國制造的電子類產品都和山寨FC類似，而且他們好像大多是從珠三角和東南沿海的千萬家小工廠中生產出來。
比如，walkman流行時，中國就有很多山寨walkman品牌。VCD技術取代了錄像帶后，在中國家庭中就流行了各種“山寨vcd播放機 ”，這些機器的外觀和品牌名稱都跟sony和panasonic極其相似，比如song，ponosanic等等，而且大都具有超強糾錯，全制式播放，卡拉ok等日本品牌不具備的附加功能，有的甚至還集成了FC游戲的功能，且一律價格低廉。
2000后，我進入了中國的大學讀書，我發現我的中國同學們使用的各種產品都具有山寨的特征。剛入學時，每個人都購買了一種叫做“英語復讀機 ”的產品，我覺得那就是一個為學習英語優化的walkman而已，當年生產這種復讀機的一些公司如今已經成了著名的民族品牌，比如步步高，清華同方等等。但我覺得當年這些公司和現在那些生產手機的山寨公司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到了二年級的時候，我還在用md燒錄自己從美國帶回來的正版cd時，中國的盜版數字音樂下載已經取代了盜版CD的地位，幾乎學校里的所有人都開始使用mp3播放器聽歌。中國瞬間好像出現了成千上萬家生產mp3的工廠，我的一個同學的叔叔就是福建一家mp3生產廠的老板，她告訴我，她叔叔的工廠可以生產幾乎市面上所有國際品牌所有型號的mp3,除了內部使用廉價的解碼芯片以外。三年級的時候，日本的消費數碼相機開始全面進入中國，但3000元以上的價格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還是過于昂貴。而我的一位中國同學，以800元的價格購買到了一臺中國制造的數碼相機，卻擁有300萬像素的cmos鏡頭和無限時攝像功能。更有趣的是，當年生產這臺山寨相機的就是后來吞并藍色巨人的中國第一民族品牌聯想電腦公司。而我的另一個同學擁有一臺據說曾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全功能攝像機——網易拍。
中國這種廉價和仿冒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除了存在于電子消費品領域，在服裝、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領域更加的普遍。他們構成了中國低收入人群日常主要的消費品來源。如果你有機會在中國旅行，在任何一個中小城市和村鎮的小商品市場中，都會看到無數這種商品。去年在西藏旅行時，我看到拉薩街頭的藏族青年，也很喜歡穿著adidas和nike的仿冒服裝。甚至在北京這樣的國際都市中，也不缺少山寨商品，在西直門附近有一家叫做金五星的小商品市場，那里幾乎就是一個山寨商品的集散地，很受窮學生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歡迎。
那些企業為什么會去生產山寨產品呢?方剛，中國一家網絡公司的副總(譯注：搜狐)，在他的blog中認為，這是企業自發沖破經濟壁壘的市場行為。我比較同意他的觀點，中國作為晚發的資本主義國家(譯注：原文如此)，中國的企業跟西方的企業相比，在技術和研發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較優勢的，當國內市場打開后，外國品牌進入，他們的消費人群是富裕者，中國企業只能通過仿造，打低價策略來創造新的市場進行原始積累，我們看到很多所謂的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而對于那些中小型的民營企業而言，他們既沒有資金投資在品牌建設和廣告上，又要面對各種行業壁壘和行政壁壘等國家資本主義的不公平競爭，生產山寨產品就成了他們能夠生存的唯一選擇。
所以，至少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山寨現象絕不是少數小企業的個別行為，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全球化經濟中的后發經濟體所體現出的結構性特征。
二
山寨機只是這個事情的開端，更有意思的則是“山寨”這個詞匯在諸多文化領域的迅速擴散。中國言論界的大多數觀點強調，這是對“山寨”的誤讀和濫用。但若從福柯知識考古學的角度出發考察這種誤讀，反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誤讀背后的文化動力。換句話說，人們為什么愿意濫用“山寨”，欣然選擇用“ 山寨”這一符號去標示各種文化客體。我所在大學的媒介文化研究學者 Professor Wu 認為：對山寨的命名和熱情恰恰說明了當代中國文化生態和文化態度的某些特色。
這樣看來，我很難向tom解釋清楚什么是山寨，因為山寨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國社會文化中一種深層結構。我覺得，用山寨去標識某種現象和某個人群都是不恰當的。我更傾向于用阿爾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為“癥候”的山寨現象，所以我更傾向于用山寨去標識整個中國。
中國的思想界往往對山寨持一種樂觀的態度，北京的一位媒體評論家韓浩月將山寨視為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他說，山寨文化來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給人們帶來了另一種選擇，和抵制主流文化價值的可能性。而在我看來，草根通過模擬主流的方式進行娛樂，恰恰說明了主流文化符號及其所標識的階級身份在今日中國的強大話語能力。
根據讓.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被標識為山寨的文本靠與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而獲得關注和意義，這種意義往往體現的是對原始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和iOrgane手機無疑是對蘋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擬，山寨百家講壇、山寨春晚、山寨電視臺是對cctv這個國家電視臺及其制作的節目崇拜和模擬(央視的說法證實了這種判斷，央視春晚總策劃秦新民上個月對中國媒體說，他們鬧就鬧去吧，現在想借央視出名的人太多了……我們沒法一一回應)，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門和山寨閱兵當然是對更高級權力所具有的享樂和尋租能力的崇拜，農民搭建的山寨鳥巢更是一種對北京作為權力中心的崇拜，南京一家房地產商開發的山寨一條街上店面分別冠以“哈根波斯”、“必勝糊”、“巴克星”、“KFG”等標志，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他們模仿的是哈根達斯，必勝客，星巴克，KFC，而這些餐飲消費在今日中國被看做是中產階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娛樂領域，山寨明星單靠與港臺明星之間長相上的近似就可以在中國二三線城市中獲得很高的人氣和收入。而這種明星崇拜背后，是對香港和臺灣所代表的“南方發達地區”文化和經濟地位的崇拜，這種崇拜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比今日更加明顯。以拍攝底層人生活而著名的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在他的作品《站臺》中再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北方小縣城中一個文藝團體的生存狀況，他們在巡游演出中，靠聲稱自己的藝人是剛從香港歸來的著名歌星來招攬人氣，從服裝到演出形式內容也是完全的港臺化。這種山寨文藝團體在今日中國還存在于很多欠發達地區。
山寨文本生產和消費再現了今日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和文化生態，再現了在主流文化和經濟地位中處于邊緣位置群體的匱乏感和向中心移動的強烈訴求。今日仍然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非城市人口(譯注：應該指中國農民和農民工)，往往成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他們處于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消費能力低，受現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間文化已經被主流消費文化毀滅殆盡，但他們又沒有能力進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區域。在他們身上，一方面體現的是對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喚尋狀態，另一方面又是對主流文化的相對陌生和不熟練狀態。在主流價值中，他們常因這種狀態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觀看和嘲笑，被標識為“土”(譯注：原文boor)，就連他們自己也認同了這種客體化的觀看位置而自娛其中。
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民族國家儀式的CCTV春節晚會，每年號稱有超過10億中國人觀看，當中最受歡迎的節目是被稱作“東方卓別林”的中國笑星趙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劇，在他最受歡迎的幾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檔宋扮演的中國東北農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現出的各種愚昧無知和誤讀供觀眾取樂。趙本山被社會各個階層廣泛的喜愛說明了這種新的霸權結構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牢固，雖然在30年前的中國，在共產主義的話語中，貧下中農(譯注：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曾經是這個國家成分最尊貴的階層。
三
中國作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如果說窮人的山寨體現在崇拜和模擬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也同樣是山寨的。中國的今日的富裕階層可以說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人。他們的上一代也大都是農民或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從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他們大多在少于30年的時間內經歷了從赤貧到巨富的過程。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下，他們仍然處于一種半邊緣的位置。在這個沒有貴族的社會，他們以效仿西方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來標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貴族地位，然而這種文化身份的學習卻不能像財富積累一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他們對西方文化身份也處于一種相對陌生和不熟練的狀態。如果說窮人對這種匱乏狀態的補償性解決方案是對山寨內容的生產和消費，那么富人的補償性解決則是消費，是想象性的通過消費水平的補償來填充這種內在的匱乏。
我的一位生長在中國北方小城的同學告訴我，他每年放假回家，都會看到某種名貴汽車集中出現在城市的主要商業區，這種潮流每年一變，前年是 BMW X5，去年是porsche cayenne，今年換成了Range Rover(譯注：路虎覽勝)。他說，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種潮流，至于這種潮流究竟是什么，他們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總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讓自己落后。
中國最成功的商業片導演之一馮小剛，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為雅虎搜索拍攝廣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劇演員范(范偉)扮演的秦老板執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兌雪碧，當被一名騎乘英國純種馬的年輕西方式貴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慮當中。可以說，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慮體現的正是一代中國富人的山寨癥候，而這種癥候和中國其他階層的山寨癥候沒有多少本質的差異。
可以說，整個中國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將自己山寨化。中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墮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隨著中國高速度的城市化進程，在本世紀初開始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房地產運動中，整個中國的城市空間景觀被迅速的毀滅和重建，中國的文化學者戴錦華認為，整個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大工地(新華社記者王軍的暢銷書《城記》詳細描述了北京市的現代城市化進程)。而在這場房地產運動中，各地的地產商都通過販賣一種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來銷售自己的樓盤，而這種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國新富階層的購買欲望。如果你有幸在中國的大城市旅行，你會看到眾多的高檔住宅社區被設計成古希臘或巴洛克風格，山寨凱旋門和維納斯更是遍布全國。近幾年，地產商們又推出了一種本土化的概念營銷，主打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建筑樣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會在外觀為歐式的社區內部空間看到帶有飛檐和壁畫的精致中國仿古建筑，和園林布局。我想說，這些社區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圓明園，那個曾經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燒毀的著名清代皇家園林。在這樣全國性的造樓運動中，社會記憶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寫，而這種改寫的范本恰恰來自資本主義的核心區域。
這種自我流放更深刻的體現在中國的文化領域，那些被中國人視為最優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輸出的的文本，其實也帶有這種山寨的特征。戴錦華認為，華語世界最優秀的那些電影導演們，無論是獲得歐洲電影節確認的張藝謀，還是獲得好萊塢確認的Ang Lee(譯注：李安)都是通過用西方的價值觀念改寫傳統中國和革命年代中國的方式獲得一種西方審美下的確認。更加激進的中國學者黃繼蘇甚至使用了這樣的表述：不論是張藝謀的鞏俐還是李安的湯唯，都是通過賣兒賣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獲得賞識。
我不想去評價這類激進闡釋的適當性，至少在我看到的，中國導演對西方審美和評價體系的自覺學習和運用。上文提到的賈樟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中國的文藝界和青年人中，賈因其作品中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原創性”和“本土性”而受到大力的追捧，成為“第六代”導演中的領軍人物。然而，賈其實是一個非常善于學習西方的人，他很善于發現西方現代性批判在中國的試用性，他的作品主題幾乎無一例外的指向了“毀滅和重建過程中的迷失”這個現代性母題。至今他所獲得的最高榮譽是《三峽好人》的威尼斯金獅，而這部片子正是關于全世界最大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而他的最新作品《24城記》，正是關于中國近年的房地產業。他的第一部獲得本土公映的影片《世界》，正是發生在具有山寨特征北京世界公園中的一個愛情故事，而他自己在接受一次采訪中說，他在《世界》中使用的 flash動畫等視聽語言的表達方式，是有意借鑒了羅蘭.巴特的句段關系組合理論。如果按照黃繼蘇的觀點，賈樟柯也僅僅是在把中國的現代性景觀販賣給西方。
有趣的是，賈個人的奮斗歷程也是頗具山寨特征，在他的故事長片處女作《小武》中，那個北方小城的無業青年小偷小武正是賈早年經歷自傳式的投射，他并不是中國唯一的電影學院的正式畢業生，地下電影的拍攝經歷也無疑帶有沖破壁壘的山寨特征，在他成功后，被西方藝術電影體系和中國文藝界確認的大師身份似乎也正是隱喻了一次自我奮斗和自我流放的完成。
更進一步的八卦，我發現，分別作為“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領軍人物的張藝謀和賈樟柯都是出身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是所謂的“無身份的個人 ”，他們個人奮斗的成長經歷作為一個好萊塢似的現代神話，連同他們的作品受到了中國普通民眾同樣的追捧。有趣的是，作為“第五代”中的另一位重要導演，出身傳統中國貴族知識分子家庭的陳凱歌卻在憑借《霸王別姬》獲得華語世界唯一金棕櫚獎的短暫輝煌后在國內外都受到了冷遇。我覺得，這個事實正是對當下中國現狀的并非偶然的隱喻。
四
將整個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文本，我們看到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可避免的擴張，以及中國在這種擴張中迅速的陷落和狂飆突進。最初主流把仿冒手機標稱為“山寨”，反映了已經建立的權力和經濟結構對這種野蠻生長方式的排斥和恐懼感;同樣的，若把整個中國標稱為山寨，則有整個西方對于這種狂飆突進的恐懼感。
吉登斯認為，西方的沒落標識了西方對于世界其他地區控制的日漸減弱，這并不是最早誕生于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沖擊力逐漸減弱的結果，倒是這種體系全球性擴張的結果。可以說，今年的金融危機更加重了這種恐懼感，中國新富階層赴美國看房團的出現正是山寨攻城略地的最好信號。西方已經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喪失了自身的獨特性，也會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山寨圓明園和兌雪碧的葡萄酒中喪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獨特性，這種身份認同危機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尋求新的符號去標識自身的獨特性，就像大陸新富階層迫切想要尋求“西方符號”去區別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國人一樣。
我擔心，這種恐懼感會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和中國崛起而帶來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作為西方主流對中國文化詮釋的最新成果，迪斯尼公司的《功夫熊貓》在美國熱映后，我問tom對這部片子的觀感。tom對我說，他感到很害怕，原來蠢笨可愛的熊貓僅僅是為了吃就可以學會所有的武功，戰勝所有的高手。這讓他聯想到了在美國遍地生根的中餐館、超市里中國制造的產品和那些勤勞得“不可理喻”的中國移民，他感覺到一股難言抗拒的強大力量(譯注：juggernaut)正在碾過和改變這個世界……
嗨，如果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山寨，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我要問一句，你準備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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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09-7-20 2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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