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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
發表于 2016-3-4 20: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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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863”匯報
年底的時候，通常是我最忙的時候。而這1995年的年底，情況更是特殊。1996年3月是“863”計劃的第10年，96年4月1日國家要組織一次大型的“863”十周年成果匯報會。我和王軍負責的“多功能空間目標監視相控陣雷達小面陣”（簡稱“小面陣”）是這次匯報的重中之重，而且指定由我來組織這次匯報。“863”—“信息獲取與處理專家組”專門派了個趙專員（名字忘了）來督查進度。老趙是個很負責也很客氣的老專家（已過了退休年齡），天天和我混在一起，忙得不亦樂乎。“小面陣”幾乎集中了了14所所有“863”課題在這10年里的成果，例如，寬帶天線和饋線，加權稀疏陣，大功率T/R組件等等。這次參展就是要把3.6米的正方形“小面陣”實物放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向中央領導展示。同時“小面陣”的信號接收與處理部分也要完成（但不需放到軍博）。我是忙了個天昏地暗。不光“863”， 我還是“烽火一號”衛星（即“北斗’的前身）指揮系統分系統—地面車載指揮分系統的副總設計師，年底也是左開會右匯報的。真是分身乏術。春節年初一跟著一幫領導去看望那些住在醫院里的同志，回來后心情很沉重。 原因是當我們去看望一位我們總體室的老同志（楊宗吉， 54歲，肺癌）時， 他突然從病床上爬起來，對著我們磕頭，要我們給他兒子在加工廠安排個工作。 我們馬上答應了他的要求。我被當時震撼了，老楊曾經是個很牛氣的老同志，沒想到在生命的盡頭，為了孩子爬在那里哀求。一過初三我就到所加工廠去指導和參與“小面陣”加工。春節基本就沒過。
結果剛過完春節（96年的二月底），我生病了。病勢來得很兇猛，當晚我就住院掛水。第二天我手舉著吊瓶自己去上廁所，結果暈了過去，額頭撞在玻璃門的金屬框上，頓時血流如注。醒來時，額頭上已縫了五針。室，部，所的幾位領導來看望了我， 說我是太累了。我岳母抱著我女兒也來看我了，她在那里哭著。沒辦法，在病床上躺了五天，第五天護士來給我拆線，安慰我說：額頭上有條疤，又讓你增加了一份滄桑美。接著我就頭纏紗布，帶個帽子就去辦公室上班了。
不是我不想休息，是太多的事情等著我做。除了“863”小面陣，海裝來通知了，艦載相控陣雷達五月份要做實施方案的最后評審，一旦評審通過，方案就不能再變了。也就是說，就按這個版本實際建造相控陣雷達了。當時我已向王軍透露了我想去加拿大探望一下我太太想法，她也將我的意思轉達給了華海根和包養浩。他們意見都是一定要保密。 因為我一旦正式提出要出國探親，我必須辭職，這是所里的硬規定。同時，他們要我對艦載相控陣雷達方案再做一次計算和最后的修改，然后歸檔到所檔案室。其原因是我對這個方案最了解（所有的指標都是我計算的），具體的細節我也最清楚。我結合了7月，10月的專家提問會的意見，又綜合了去701所和江南造船廠的體會。認真地，全面地，仔細地對方案進行了核對并做了必要的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 我要將每個陣面的天線單元點數（即T/R組件數）由原來方案里的4768點增加到5000點以上。為什么我要在這最后一刻做這么一個較大改動，理由是：
1）T/R組件的長度經過經過這近兩年的不斷努力，由原來的45cm 減到了40cm， 而且組件結構材料也改用了更輕型的材料，重量明顯減輕了。 因此現在完全可以在陣面重量不超過4噸的限制范圍內，增加T/R組件數目；
2）增加陣面T/R組件數可以增加雷達信號功率（特別是單脈沖信號功率），也就是雷達的能量資源增加了。這樣可以化解原來因為HH-9反射截面積特別小，為了跟蹤HH-9而占用了較大比例的雷達資源， 并為此犧牲了搜索距離以及其他的特殊功能的不合理現象。
3）T/R組件數增加到5000個以上后，搜索距離增加。可以保證整個覆蓋區域大于375公里，中心區域大于400公里。這在現代戰爭是視距外的戰爭的角度來說，將大大增加了艦艇的打擊能力和生存能力；
4）最重要的一點是單脈沖信號功率增加可以顯著提高雷達的單脈沖測角測距精度。因為在眾多影響精度的因素中，信噪比的強度是影響精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雷達信號功率強，信噪比就大，從而就使單脈沖測角測距精度高。我這里特別強調單脈沖是因為艦在海上是晃動的，采用脈沖積累來提高信噪比方法，就艦艇來說，我是有疑慮的。再有，如果目標是出現在兩個陣面交錯的下掃角處，跟蹤的雷達波束已經變得很胖（這是相掃雷達的特有現象），而且又很難以一個陣面鎖定目標時，單脈沖功率將成為打擊目標的絕對關鍵。
5）由于前幾年艦載相控陣試驗雷達的經費撥不下來，我們沒法建立一個搖擺臺來模擬海基雷達來對目標快速捕捉并獲取收斂軌道的算法的先期研究。 這一直是我的心病，如何實時補償羅經儀誤差和及時修正彈道？是艦對艦互攻時，彈對彈精確打擊的關鍵。現在雷達就要進行實施了，這些問題還是未知數。對此，我們可采用擴展跟蹤距離，并靠大信噪比來增加目標的初點截獲精度和提高目標的彈道測軌收斂速度來將這種未知影響減至最小。
6）能量的增加還將使得雷達的多功能發揮變得游刃有余。有利于雷達將來的功能擴展。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王軍，王軍也不敢拿主意，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大的改動。她立即將我的修改建議報告給包所長，張光義，華海根，王德純等幾位老總（他們是相控陣雷達的絕對專家），經大家認真考慮后，一致同意了我的這一修改。于是我對雷達進行調整計算，然后和王軍一起修改雷達最終實施方案，準備歸檔。
轉眼就到了3月下旬。3月25日，我送運載“小面陣”的車隊出發后，26日就與科技處副處長王啟賢，結構室的徐曼（她是這次匯報的投影動畫制作者）等坐飛機去雷達局與華總和王軍（他們因其他事已經在北京了）會合。然后27號到軍博看場地。28日“小面陣”車隊一到，就將其往軍博里的展位上搬，由于陣面的主結構架就有2噸多重，8個跟車來搬運師傅加上司機和我，用小門吊（軍博門廳太矮，無法用大吊車）和鋼管，一步一挪地將陣面主架放到展位并架了起來。搞了一整天，直到軍博關門。第二天（29日）一早，軍博一開門，我們到場去安裝T/R組件和饋線系統，由于有128個T/R組件和對應的逐層饋線要裝（好在是加權稀疏陣，否則單元還要多），對我們這9個人來說工作量太大了（因為下午3：00就要清場，我們必須在這之前裝完）。我一看情況不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些在展廳預演的講解員們都叫來幫忙，大家一起動手，我指揮，總算趕在3：00前將整個“小面陣”組裝完畢。3：00后，我即與徐曼去最有名的“紅都”西裝店買了西裝，準備明天的展覽預演。
“863”—“信息獲取與處理專題組”有兩個展場，一個是在軍博二樓的民用成果展覽，有專家組組長匡定波院士負責匯報；另一個是在軍博一樓的軍用成果展覽，由我負責匯報。我們“專題組”的軍用成果除了相控陣（加權陣，大功率T/R組件，輕型饋線等），還有星載組件，合成孔徑雷達（SAR）和逆合成孔徑雷達（ISAR）成像等成果。30日，整個展場進行了預演，下午就有一些中央各部委的領導來進行了預參觀和指導。我那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帥”呆了，1米8的個子，穿著新買的西裝，帶著主講專家身份的領帶和胸徽，而且還那么年輕。非常讓人側目。
31日，展會正式開放，首先是像李鐵映，丁關根等較為低層的中央領導來參觀，無非又是題詞，又是講話，我也沒在乎。接著就是軍隊和軍隊院校的領導參觀，我看了，參觀人員幾乎全是將官（至少是個少將）。我們的展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龐大的相控陣雷達小面陣實物， 再加上在超大屏幕上展示的將來直徑為30米的大相控陣雷達的立體效果動畫，以及雷達對3000公里覆蓋區域的多目標（例如衛星）搜索與跟蹤等多功能動畫，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將官們坐在我們展場的一排排椅子上，聽我講解相控陣。很多將官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相控陣（以前也就是聽說）。我就像個銷售員向他們介紹著相控陣。我們展場有兩名講解員，但她們對相控陣不懂，講起來就是背書，一點不生動，我只能親自上陣。一天下來，嗓子生疼，沒辦法，回去一杯又一杯地將“胖大海”水（一種治嗓子疼的中藥）喝下去。
4月1日，是展會的最重頭的一天。上午王大珩，王鑫昌等“863”等倡導科學家老前輩來參觀了展覽，緊接著各軍事部委的領導來參觀。 其中，我記得最清楚是我向科工委副主任聶力介紹我們空間目標相控陣雷達的時候一起談了“7010”雷達的現況，聶力告訴我“7010”大型相控陣最后還是當廢舊物品賣了（賣了300多萬）。我對這雷達是比較清楚的。它是張總（張光義）他們設計的，當時要求于1970年10月1日要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看蘇修的衛星），故將型號定成“7010”，該雷達有40米寬20米高。日常運行有一個團的建制的技術兵負責。1990年我曾帶隊去考察過該雷達的維修事宜。當時的問題就是計算機實在太過時了（每一個存儲單元都對應一塊有大電容的電路板），必須要換，同時發射機也有問題，需要換。結果報了個維修方案給科工委后，他們認為雷達太老舊，沒有花大錢維修的必要，再加上要養這么多技術兵的費用也太大。就決定將它撤裝了。故此，我就大力向聶力推薦這臺“863” 空間目標監視相控陣雷達。到了下午，中央領導人都來參觀展覽。我的印象是除了胡錦濤，喬石，當時所有中央領導人都來了。其中，李瑞環拍著我肩膀說，這么年輕，中國的將來靠你們了。
下午3：30我接到通知，馬上集中去空軍司令部。同時4：00展覽館清場。我一到空司，就被告知說晚上6：30有重要接待任務，所有來這里的人要通過檢查，然后就在空司吃飯。于是我們都遵規遵矩接受檢查，吃完飯后由專車送回到展場。果然，晚上7：00，黨和軍隊最高領導人來參觀了。先是張震等軍委的上將們逐個過來參觀，我一一與他們握手并介紹我們的成果。后來李鵬過來了，他那天的臉很紅（就像那種喝了半斤茅臺的紅臉，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他有高血壓）。我迎上去準備與他握手，結果他從我們這個展場斜角插了過去，沒看相控陣，直接去了航天部的展場。我當時很生氣，這人太沒氣度了，艦載相控陣是我們贏了，但這都是為了國家利益，我們才這么爭的。我沒想到一個國家總理，也就這種氣度。接下來劉華清陪同江澤民過來了（江澤民的臉是灰色的），他很高興的和我握了手，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相控陣雷達的成果，最后我從陣面上抽下一個展示用的T/R組件（有一個面是鑲的有機玻璃—可看到組件內部），向江，劉做了介紹，然后，我抱著T/R組件與江澤民在小面陣前照了相。然后江就去了航天部的展場。結果在江參觀完他們的航天飛機模型，走下機艙時，一腳沒踩好，差點摔倒，幸虧有人趕緊將他扶住。就這樣，也引起全場的一片驚呼。
我和江澤民的照的像，后來王啟賢去問攝影師要，他說，我拍的所有相片都要歸檔，不可給個人。你們將來可以以你們所的名義申請，若批準，可給你們所。
回到雷達局，裝卸隊長邱師傅說了句，你的手是和“皇帝”握過的，趕緊讓我們都握握，沾點貴氣。于是大家過來與我握手。
4月2日，華總（華海根），王軍等都來陪我接待來賓（3月31日和4月1日要有特別通行證才能進展場，他們沒有證，沒法進來）。中間得空休息時，華總對我說，你的正研職稱，上面的批準通知就要到了。意思是讓我認真考慮，暫時不要去探望我太太。然而，我這時心里是已經做了最后決定，看到李鵬的氣度，我再次感到失望。我本來就不在乎這職稱，只要我在國內，這職稱我肯定會得到；若我到了國外，我就更沒必要在乎這職稱了。外國人要的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國內職稱。
4月3日， 我讓講解員看場，上午先去參加了“烽火一號”衛星指揮系統的分系統方案討論會，然后直接打出租車去了東直門的加拿大簽證處遞了移民補充材料（我是二月份寄的申請）。我當時想，如果是移民，那么就可在加拿大享受各種福利，我探親期間也能合法打工。萬一我回國后，不想去加拿大，放棄身份就是了。反正相我這樣的條件，申請也方便。我是下午3：00左右回到展場的。講解員吳秋霞告訴我，王志剛（我最要好的同學之一，后來擔任國家科技部黨組書記）來找過我，見我不在，和她們吹了我們的關系，無非我們的關系如何“鐵”，我們同一趟火車去“西電”，又住同一宿舍，床挨床，放假時一起出去“窮玩”并與人要打架之類的故事等。
第二天下午兩點，展會結束。下午5點要將所有的展品撤出軍博，又是一場搶時間的戰斗。一切都很順利，大家拿了獎金高高興興地回所。一到所里，我就集中精力將艦載相控陣的雷達實施方案修改的工作結束掉，并按歸檔要求將所有的計算文檔，計算機模擬文檔，以及實施方案文檔都歸到了所里的檔案室。
九．退出“江湖”
4月22日，我收到了加拿大使館的簽證批準（這是個落地才有效的簽證，即到加拿大機場后，就地有移民官簽字后才能生效，這樣做就可不讓人們預先知道我會移民）。23日，我正式提出要探親（我沒說移民），并按所里的規定，遞交了辭職申請，華總我說，絕對不能讓太多的人知道。你照常上班，一旦所里批準了你的辭職，我們地面雷達部里可反聘你，一直到你出國。接下來，華總，王軍和我商量了誰來接我的艦載相控陣雷達項目。這是當務之急之事，因為5月初，海軍和艦總要來所敲定最后實施方案。上面要求匯報方案之人必須是一年輕人。理由是，王軍已53歲（屬馬），華總已57歲（按，屬龍）按女55歲，男60歲退休的規定，他們都快退休了。我推薦了張亞朋。但是華總說，張亞朋在負責1465雷達。可能只能讓周萬幸來匯報了，因為他們的502雷達剛結束，正是個空檔。我覺得小周對相控陣不如小張清楚，但經我們商量后認為，像王軍和老華都是符合反聘當顧問資格的，正常退休后至少還能反聘當5年（甚至10年）顧問。張總，王總也都是這種情況。他們可以幫助和指導小周完成這一項目。于是決定先讓周萬幸去匯報，我探親后若是回來，我就兼任這個總師。
一過“五一”，701所袁敦壘，奚秀娟等來了，海裝的辛民等也來了，包所長在招待所主持了一個大型歡迎會，我也參加了，但沒和大家說我要辭職了。5月4日的最終實施方案匯報我就沒去，讓小周去念了方案。這讓聽匯報的人大跌了一次眼鏡。
緊接著，我必須得到所里的辭職批準，拿到干部處和保衛處的證明，才有可能拿到護照。
首先是所里能不能批準我辭職？就這個問題，所黨委會專門作了討論，大家很同情我的情況，但又因為我擔任的項目和職務的問題，一時舉棋不定。最后還是所長嚴敦善拍板，同意我去探親，他說了句，某人走了，天塌不下來，少了誰，14所照轉。我至今感激他的這句話。有大將風度！是的，不管少了誰，這地球照轉。但我不出國，我的家庭就毀了。
黨委會后的第二天，黨組書記就與我談了話：告訴我了所黨委會的決定，并指出只要我在半年內回所，組織上將對我的職務作兩種按排，一是留在所里先當副總，然后接張總的班（因為張總7月就退休， 張總他們已經討論過了接班方案）。二是直接調北京電科院擔任某領導職務。
雖然黨委會都同意了， 但干部處和保衛處就是不開證明。理由是他們知道我負責過重大項目，不能給我開放行證明。萬一上面查下來，他們怕自己的烏紗帽不保。我當時急得沒辦法，找主管干部處的副所長徐文官談了幾次都談不下來，又讓我岳父（也是14所的老人）去找他談，最后他要我在他開證明前，與所里徹底拖鉤。具體做法是：將所里分給我的房子及所有其他一切都交出來，組織關系也轉到街道委員會（黨費交給街委會）。這些要求我都同意了，并辦完了所有手續，然后將各個部門的蓋章清單交到干部處，經過核實后，干部處給我開了個證明說我不是14所的人。保衛處更是麻煩，處長張根寶我與他平時不熟，我只好請我岳父出面找他談，最后他買了我岳父的面子，勉強同意。 但為了免責，提出要所里負責課題的王總簽字（必要的話，還要有科工委的章）證明我已不擔任重要職務。好在我與王總關系不一般，最后都辦妥了。于是保衛處的證明（證明我不負責重要項目和課題）也開了出來。這時已經是6月中旬了。
我拿著這些證明去了南京出入境管理處，以去加拿大探親的名義申請護照。我當時是非常緊張的，雖然黨委會，及干部處和保衛處證明獲取都是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進行的，能不讓人知道就盡量不讓人知道。但是，只要有一點消息傳到管理處，我就拿不到護照。因為當時正遇上國內出了一件事，有個搞預警機的軟件副總師出國后將以色列賣有關預警機技術給中國的事抖了出去，結果美國就追查和逼迫以色列停售技術，江澤民知道這事后大光其火，通知凡擔任重要項目的總師不給出國護照。我雖然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但還是怕出事。好在老天保佑，7月2日，我拿到了護照，第二天我就賣了最早可飛加拿大的機票，非常貴，1萬多人民幣一張單程票，兩張就是近3萬，我根本就沒管多少錢，只要能將最早去加國的機票拿到手就行。我怕夜長夢多。7月5日我就帶女兒到了我蘇州的父母家里，這時才告訴我女兒要去看媽媽了（之前一直對她保密，是怕她跟她的小朋友說）。在家住了不到兩天，即由我父親的好友驅車將我們送到上海，7月8日進虹橋機場，過海關時，我非常緊張，就怕在踏上飛機之前被攔下來。
我女兒第一次坐飛機，暈機，躺在我懷里，問了我一個問題，如果下了飛機，我不能走路，要你抱，你是抱我？還是拿行李？我回答說，爸爸什么都可以不要，也會抱你的。有爸爸在，你什么都不要怕。我的這個回答，至今女兒都記著。
到了溫哥華機場，我看到了一個中文的“歡迎”牌子，就走上前問哪里是簽證處，一位50來歲的大媽把我帶到一排座椅前，叫我在那里排隊等候。我們等了近兩小時，才進到簽證辦公室，簽證官是一位40來歲的非常客氣的女洋人，第一句話是問我要不要請人翻譯？我說我懂英文。我當時就想顯示我的英文能力，同時也怕請人翻譯可能會容易被拒簽。研究生的6級英文不是白考的，我的讀，寫，聽都行，就是回答問題時，說的英語有時會讓簽證官聽不懂。于是我就在紙上寫，讓她知道我說的是什么。我告訴她我是帶著女兒來與太太團聚的，我要移民。簽證官最后叫我移民紙簽了字，然后和善地說了“Welcome to Canada”就完成了落地移民簽證。
一出機場，我太太迎上來接我們。 我女兒不認識我太太，就叫她“阿姨”。我們分開了快5年了，太太出國時，女兒還不到4歲。雖然中間太太回來過10天，但因孩子小，也記不清她是什么模樣。
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我們就去了教會，問了如何找工作。教會的人告訴我查“黃頁”發簡歷，于是我們就去公共圖書找了個簡歷樣本，寫了份簡歷，用圖書館的打字機打印后就按“黃頁”上的傳真號發了出去。到加后的第5天，我找到了一個意大利人開的冰淇淋廠的labor job。于是一邊工作，一邊幫女兒到教育局（school board)辦入學手續和物色好的學校，同時去參加工作面試（interview）。兩周后，我辭掉了淇淋廠，來到了一家洋人的電子公司進行試工。8月12日我被該公司正式聘為技術員。
有了工作就有錢，于是我們在溫哥華西區排名最好的公立中學旁租了個房子，讓女兒在附近的一個排名也很好小學入學。然后無非是買家具，考駕照和換車之類的事情，一家人過得很舒心。轉眼半年就過去了。是我決定回不回國的時候了。
記得那時候是1997年1月份，溫哥華下了一場大雪，我女兒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大雪，與是我和太太一起陪她玩雪。還拍了好多照。回家后，女兒和太太都有些感冒，因為玩得太興奮，脫了衣服，結果受涼了。
第二天，我坐在車里，決定走還是不走（我太太讓我自己決定）。如果走，直接駕車去機場。車外下著大雪，我穿了件皮襖坐在車里思考。
我想了很多很多。無非是名利和家庭的比較權衡。實際上到了加拿大，這些東西一直在我頭腦里斗爭著，只是現在必須做出抉擇。
1）我權衡了“名”。回國后可以把艦載相控陣和另外幾個項目親手完成。必然會得到很多大獎。今后可以被評為“院士”。其他職稱我都有過了，“院士”是唯一可吸引我的榮譽。但是我又想，評“院士”，按中國的現狀，可能要等到我60歲后才能排到，我到那時，拿到這個頭銜，又有什么意義？一輩子都過去了。而且萬一活不到那天，不是白回國了。 我這樣想不是瞎想的。14所有很多前車之鑒，如，遠望號上180雷達主師沈光浩（我的前輩校友）, 我們剛進所不久，就去世了，才46歲。留下了太太和兩個孩子。我們都知道他是勞累生病而亡的。
事實上，10年后，我女兒和太太都說我當時幸虧沒回國，否則真有可能把命丟了。除了我前面說到過我在14所的工作是非常緊張和高壓力外，我當時最看好的兩個總工程師人選（前面已提到過的）：倪晉麟，張亞朋都早早去世了。倪晉麟是2003年去世的（43歲），當時他是管課題的副所長，晚上開完會已是9點多，天黑下雨，騎個電動車回家，結果被出租車撞死。張亞朋是2007年去世的（45歲），當時他是所副總工程師，工作壓力很大，得了肺癌去世的。他們得到了什么？撒手后，苦的不就是太太和孩子。
2）我權衡了“利”。回國后，我可能很快會被提拔。到中央部委，或省里擔任個領導職務。我們這批人有很好的學歷，又有10年以上的黨齡，是那時候的重點被提拔對象。我和我太太說過此事，她說她看不上，當官要善于爾虞我詐，而且甚至要敢于無恥。像我這樣的老實人，說不定就被人賣了。
這一點，我也想了很多。我在國內由于工作關系，接觸了很多的“紅二代”，比如，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源（劉少奇之子），趙登平（陳賡女婿），張海洋（張震之子），劉彌群（劉伯承之女），聶力（聶榮臻之女），等等。他們都憑著特殊背景已占據了重要的的高位。像我這種非紅二代是無法與之相比的。我和他們的地位，就好比是他們靠著父輩已經坐在了帥位上，我最多只是那個打沖鋒拼命的將軍（或者說是高級“炮灰”）而已。
看看現在的中國，整個就是“紅二代”的天下。
3）最后集中到“家庭”。我和太太是大學同班同學，之后又一起在14所工作，彼此間有絕對的相互信任，兩人的感情就是屬于讓人羨慕嫉妒恨的那種。太太為了女兒，放棄了“1471”機載預警雷達波控系統設計師和副主任職務，出國打拼。我們分開轉眼就快5年了，好不容易家庭再次聚到了一起。
我現在回國去的目的是什么？“名”？“利”？還是為了祖國？從這次艦載相控陣事件可以看到：科學家就是被綁架的傀儡，國家的領導們為的就是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經營自己的圈子。你對祖國的赤膽忠心在他們的大“利”面前就是“狗屎”。
我們在這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我們兩手空空來到這世上，最后又兩手空空離開這人世，真正可以給這世界留下的只能是三份愛：即, 對愛人刻骨銘心的愛，對父母赤誠的愛，對子女無私的愛。否則，你的一輩子就是迷失了方向。
我坐在車里整整考慮6個小時，最后回到家里對我太太說，我決定留在加拿大。我太太流著淚對我說“謝謝你的決定。我就給你一句話：是金子，到哪里都發光。”
由于在車里凍的緣故，我也感冒了。我和太太，女兒在家躺了一星期后一起攜手站在雪地里，對著溫哥華的太陽說，在這里，我們開始第二次人生！
于是就有了我們在北美開創新生活，支持我女兒考入“長春藤”大學，獲取哈佛博士的全新人生。
寫到這里， 有關052C艦載相控陣雷達的故事就結束了。
假如我把中國的知識界說成是一個“江湖”， 那么我這個退隱“江湖”近20年的人在把故事說出來時還是猶豫會使那些即得利益者覺得不舒服。因為我把這部雷達的原創人馬公布了出來。今天人們對于“052C”艦和上面的相控陣雷達，可能只知道其現在的主持師們。而不知道袁敦壘，辛民，奚秀娟，王軍和我等一群先驅設計師們，他們才是052C艦和雷達的真正原創者。更不知道張福瓊，牛寶君，陳振成，于洪標，馬恒泰等那批真正的關鍵技術突破者。沒有這群人當年的奮斗，爭取和堅持，可能中國海軍至今還只能是看著美國的“SPY-1” 雷達在嘆息。
我特別要讓大家知道王軍，她不光是艦載相控陣雷達的重要原創者之一，她在雷達設計和項目的爭取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而且在雷達的最終實施建造中，也是親力親為，起了實質性關鍵性的指導作用。她退休后，一直被反聘負責雷達的實施指導。她也是天波超視距雷達重要原創者之一。是她和包養浩研發設計了超視距雷達。她還是“385”相控陣雷達的原創者之一。但是我現在從網絡上查找時，哪一部雷達都沒看到她的名字。為什么真正的原創設計者最后都不見了？榮譽都歸到了誰的頭上去了？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我這個在“江湖”之外的人應該將事實說出來。這也是一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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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6-3-4 2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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