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個平衡的勞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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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7-11-29 10:20:49 | 只看該作者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現代工業社會，平衡的勞資關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只有工人的合法權益得到真正的保護，企業和整個社會經濟才會持續平穩的發展

文/翟玉忠
德國大眾在裁員，那將是勞方與資方一場極其艱苦的談判；在中國，一位長期被克扣工資，隨意被開除的打工妹是無法同任何人談判的，它選擇了喝農藥自殺。理由是：用刀子太疼！
一個經濟學家眾所周知的真理是：解雇員工是困難的，讓老板雇用員工更為困難；在中國我們卻遇到了相反的現象，老板招聘工人招聘不到，解雇員工倒是易如反掌……
大眾的裁員
作為施羅德總理的勞工市場改革委員會主席，大眾汽車人事主管彼得·哈茨（ Peter Hartz）肯定不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事實上他因不愿意解雇員工和常常能想出變通方案而著名。但到了9月15日，他的天賦似乎到了盡頭，因為這一天，大多汽車的經理們坐下來就工資問題同IG Metall談判，這家鋼鐵工人工會代表了大眾97%的員工。作為節約成本計劃的一部分，大眾要其在德國西部六個工廠中的103，000工人放棄未來兩年內工資增長的要求，到2011年這將會為大眾節約2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202億元）的人力成本。而工會方面則要求大眾把工資水平提高4%，并為未來10年提供就業擔保。
由于糟糕的業績，節約人力資本成為大眾必須面對的戰略選擇。“我們必須進行結構改革，以削減人力成本。”德國大眾CEO伯恩德·皮謝茨里德如是說。大眾汽車在歐洲和美國都因激烈的價格戰而導致收益大受影響。在2004年頭兩個月，大眾的汽車交貨量為68.9萬輛，比去年同期下降6%。今年扣除特殊項目前的營業利潤可能將勝過2003年的24.9億歐元，這一數字幾乎只有2002年47.6億歐元營業利潤的一半。
據華爾街日報消息，大眾汽車公司警告說：如果與德國工會的工資零增長計劃和其他條件的談判失敗，大眾將可能裁員30，000名。“如果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對德國的就業情況來說將是一個極其災難性的消息，”大眾財務首席負責人Hans Dieter Poetsch在接受采訪時說。當被問及大眾可能裁員的數量時，他說：“30，000或者更多。”
德國制造業工人工資很高，在大眾，勞工費用比競爭對手高11%，比東歐高好多倍，IG Metall在大眾的影響力很大，公司3/4的管理者是它的會員。另外，公司總部所在地下薩克森（Lower Saxony）擁有公司18%的股份，政府保證不介入此次勞資談判，但希望不要裁員。在德國實行工資自治，即工作條件，尤其是工資和薪金通過行業工會和雇主聯合會談判確定。多年以來，政治家們一直不想打破這種給社會帶來極大穩定的“社會伙伴關系”，但德國的公司卻一直試圖避開它。
今年6月，西門子威脅說，如果IG Metall不同意在維持目前工資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勞動時間，它就將位于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的移動電話工廠搬到匈牙利去。7月份，汽車巨頭DaimlerChrysler凍結了公司研究和服務部門的工資并延長了勞動時間，它威脅說，如果IG Metall不妥協，它要把斯圖加特（Stuttgart）的生產轉到國外。據說，Opel，通用汽車的德國子公司在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也要在即將到來的工資談判中要工會讓步。
國家要穩定，企業要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中生存，工會為了工人利益而斗爭，最后通過（常常是極其艱苦）的談判解決問題；正是這種勞資合作關系維系了德國企業的競爭力和德國社會的穩定。而在中國，我們又看到了什么呢？
羅桂紅之死
“爸媽，我現在很冷，我不知道我應該去什么地方，我好怕，好冷，好餓，好累……爸爸媽媽，我喜歡生活，我愛生活……我好恨，恨那些逼我的人……用刀子太疼，所以我拿了農藥，估計不會太疼吧……”這是羅桂紅最后遺言。它本身就是一把尖刀，直戳向那些冷漠的心靈。
羅桂紅，一個25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就因為她刺破了一個氣球，北京三德仕公司就解雇了她；直到7月14日，三德仕公司所在地的通州勞動監察大隊才從三德仕公司領到了拖欠羅桂紅的兩個月工資（她剛上班4個月）。按照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在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前，首先要在一個月前對員工進行書面不續簽或解聘通知，如辭退員工，要對員工進行補償。不得以任何形式減扣員工在崗時的工資——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只是一紙空文嗎？
是什么使一個不諳世事的女孩以死相拼。有人說說羅桂紅心眼小，有人說應大膽地找到勞動仲裁部門，然而沒有人站出來說，弱者需要保護——制度的保護，國家的保護。
這不單單是出于同情心。由于我們缺乏強有力的工會，資方力量過于強大，導致了我們整個社會的分裂和內需的長期停滯。從去年開始，在一些完全工業化的地區竟然鬧起了“民工荒”，前不久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的一份調查顯示，企業缺工主要發生在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重點地區估計缺工10%左右。珠三角地區是缺工最為嚴重的地區，目前有近200萬人的缺口。在世界上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怎么會缺少人力資源呢？原來缺工主要集中在“從事‘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集中在產品競爭比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電子裝配、服裝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業，其中部分臺資企業和中小型私營企業缺工更為嚴重。這些企業和行業大都受到國外定貨商的制約，利潤空間較小，單件工價較低，每天勞動時間至少10－12小時，每月工資僅有600－700元，遇到趕定單時更要加班加點，而工作環境卻差強人意。此外，這類企業對員工的管理大多比較苛刻，為防止員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證或抵押1－2個月工資的做法。”
微薄的工資，幾乎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甚至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產業工人。在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這種狀況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工人工資只夠維持自己家人的生活，哪里還有多少消費空間。“民工荒”表明中國的勞資關系已經到了極其嚴峻的地步，它已經影響到了我國正常的經濟生活。
制度的力量
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經過多年的工人運動，勞資關系大都以勞資合作的方式最終確定下來，德國實行“共決”制度，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管理，在法、意等國實行的企業委員會制，另外在西方國家還廣泛實行著“三方機制”，就是工人通過工會組織與政府、雇主代表舉行談判并簽訂社會協議，參與協調勞動和社會問題。
勞資合作對于解決中國的勞資問題無疑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以德國為例，德國工人從19世紀末就一直要求有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二戰后，德國實際上繼承了二戰時期勞資合作的哲學理念，而不象常人所認為的那樣因為煤鋼等大企業的資方支持過納粹政權，工人主張從嚴處置他們的財產，所以強烈要求參與企業管理以限制他們的權利。1951年4月，聯邦德國政府通過了《煤鋼共決法》（后來這一法規擴大到了其它行業），按照1952年頒布、1989年修訂的《企業憲章法》，在一切企業中設立企業委員會，企業委員會由就業者或者就業者代表組成，它享有代表就業者講話以及決定部分企業內部關于就業者事務的權利。
德國歷界政府都提倡勞資間的“社會伙伴關系”，它認為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的代表者雇主聯合會與工會之間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而是一種在客觀上既有矛盾但又相互依存、要共同為經濟穩定和繁榮發揮積極社會作用的伙伴關系。
為了保持工人力量足夠的強大，德國組建了行業工會（職團），德國法律規定，某一行業只能組織統一的工會，其目的是避免該行業工人分散，保持工會力量的強大；工會不能從屬于任何黨派或者教派，在政治上保持其獨立。另外德國還設立獨立的勞動法院，對勞動關系進行特別司法管轄。德國于1979年制定的《勞動法院法》規定設立縣、州、聯邦三級勞動法院系統，負責審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勞動關系爭議。
可喜的事，中國的一些行業公會正在形成，盡管它是在勞資談判完成后才成立的——2003年8月9日，浙江溫嶺市長嶼羊毛衫行業工會成立。這是新中國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的行業工會。
長嶼鎮以生產羊毛衫聞名，1公里長的街道兩旁有110多家羊毛衫廠，雇傭了1.2萬工人。羊毛衫的季節性極強，而長嶼的工廠始終缺少熟練工人，旺季短缺迫使企業以高工資招攬工人，這導致工人跳槽頻繁，為防止工人離開，工廠或拖欠工資，或扣下保證金。面對著更高出價，工人或在旺季集體罷工，要求所在工廠提高工資，或選擇跳槽，再借助勞動部門向原有工廠索要被拖欠工資。工廠為不能正常生產發愁，工人因收入減少怨聲載道，政府則為工人頻繁的上訪頭疼不已。
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懇談會”召開，13位職工代表8位企業老板“坐下來談工價”，在場的還有勞動部門和工會的官員。經過艱苦談判，2003年8月8日下午，勞方代表和資方代表分別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業職工工資（工價）集體協商協議書》上簽字。根據溫嶺市總工會的統計，2003年8月工資協商后至今年8月底，長嶼羊毛衫行業因勞資糾紛上訪的僅4批，同比減少14批；另據相關部門統計，幾乎沒有企業低于行業工資的標準，反而大部分企業的工資要高出5%-10%。
在現代工業社會，平衡的勞資關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只有工人的合法權益得到真正的保護，企業和整個社會經濟才會持續平穩的發展。要讓羅桂紅那樣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作——那是我們不能不作的！